文不必载道

古代人写文章讲究文以载道，言之有理，内容方面要尽量达到圣贤之言的高度，用以反映修齐治平的理想抱负，例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景状物的诗词也常常被用来借景抒情，借物言志，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相比之下，纯粹写景抒情或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则显得单纯得多。

从《诗经》到《红楼梦》，从《山海经》到《西游记》，华夏有三纲五常也有浪漫主义，前者常常是主流。相比诗仙的洋洋洒洒，诗圣的捶胸顿足似乎更有被传颂的意义，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让代代儒生奔走呼号，读书的第一要义是做圣贤，是治国安邦，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指的无非是只有圣贤书才有学习的价值，其他门类可有可无。

不可否认在过去生产力十分有限的年代，思想上的统一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性，而盛唐的气魄远不在于四书五经多么推崇备至，律诗的登峰造极正是贞观乃至开元盛世最富饶的文化产物，即使是白居易的通俗易懂的句子也足以傲视后人，让邻居日本羡慕不已。然而古代大儒们挖空心思也要在文艺作品中嗅出一点的圣人的口气。

《诗经》是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民歌，反映各地的民俗民风，尤以爱情故事为特色。自从孔夫子将《诗经》收入自家学派，这部诗歌总集渐渐染上不同的色彩，后来科举创立又接着发展百年，《诗经》被选定为必考书目，考官们绞尽脑汁在这本言情读物中寻找政治考题，考生则为赋新词强说愁，，至于诗三百的本义反倒渐渐被稀释了。

民国读物《文心》里面有句话说的好：“作文不是生活的点缀，作文就是生活本身”。笔下的文章意味隽永，内容生动不乏优美词句，好比一株盆栽赏心悦目又能净化空气，不过指望它让家中显得富丽堂皇那不现实，期盼它助人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也不太现实。文章虽好却不至于让作者一夜之间成为百代文宗，若能成功必是天资聪颖或常年笔耕不辍所致，作文的初衷是抒发情感，表达心声，在它身上附着各种目的，长此以往不仅身心俱疲，连作品也会失去原有的生气。

道法自然，文不必刻意载道，记录当下，感悟生活本身就是弘道；大道至简，义不必过分解读，照字面理解，再添感悟就是明义。人皆可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但行好事即可，莫问太多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