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张学良

西安事变与张学良

西安事变的重要性以及张学良在此事件中的重要性，必须基于的前提是：倘若没有发生西安事变以及张学良的“逼宫”，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将不会对日作战。

如果是不管有没有西安事变以及张学良的“逼宫”，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依然会对日作战，那么，西安事变以及张学良的“逼宫”，就是节外生枝、无足轻重的的插曲。

如果真的是因为西安事变以及张学良的“逼宫”，才使得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不得不改变政策，转向对日作战，那么，西安事变以及张学良的“逼宫”，就是改变历史走向的重要节点。

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以及后来大量新挖掘的史料证明：第一种如果成立，第二种如果不成立。

张学良逮捕蒋介石后很后悔，后悔的原因是张学良发现自己错了，自己被骗了。张学良翻阅蒋的日记发现，领袖其实决心抗日，而且其决心不亚于其他任何人，领袖对战争爆发的时间以及战前准备，早已形成系统成熟的想法，自己严重误解与误判领袖以及国民政府。
更核心的史料显示，日本在事件中纯粹属于高度关注的旁观角色，张学良则如小丑般尴尬。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太多不必要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张学良以及中共倘若采取“常理与常识之外”的行动，国民政府将会把西北夷为平地。

各方最主要的工作，是阅读来自莫斯科最高领袖斯大林的电报，太上皇说什么，就执行什么，过程很复杂，线索很简单。（国民党战前的寄托，是寄望于苏联提供战争援助，国民党本来就是列宁的私生子。中共对莫斯科指示的态度天下皆知。小丑张学良可以忽略不计。）

西安事变前，如果斯大林对蒋介石承诺：“只要国民政府决心抗日，苏联愿意提供援助。”这种承诺必然会受到国民政府的欢迎。但是斯大林不可能对中共和张学良做出这种承诺，因为他们的实力过于微弱，一旦战事爆发，只能起到杯水车薪的作用。

西安事变前，如果蒋介石对斯大林承诺：“只要苏联不要干预国民党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国民政府愿意坚持对日作战。”这种承诺也必然会受到斯大林的欢迎。斯大林不可能为了中共能够生存下去，而去恳求蒋介石网开一面。至于此时的张学良，大致已沦为无关大局的地方军阀，与莫斯科没有任何交集。

显而易见，中共和张学良在大的格局之下，是无足轻重的角色，“小人物改变大历史”，只存在于小说家的世界里。如果某部影片取得可观的票房收入之后，对外宣称说影片之所以上座率高，是因为观众希望看影片里的两个群众演员。这种说法是非常荒谬的，但这种说法长期以来就是西安事变的结论性说法。

西安事变前，两个强者（苏联与国民政府）面对的是相同的敌人（日本），两个弱者（中共与张学良）也面对相同的敌人（蒋介石）。

事变爆发时，斯大林的第一反应是：“张学良难道是日本的间谍？”斯大林认为，张学良做出这种事情，比较符合阴谋论的理解只能是如此。斯大林严重高估了张学良的智商，其实张学良始终保持一以贯之的愚昧，张学良在事件中确实扮演阴谋论的角色，只不过不是扮演实施者的角色，而是扮演被实施者的角色。

阴谋论的实施者在事件初期的表现，说明没有莫斯科革命导师的指导，第三世界的革命者随时有可能犯错的真理。阴谋的实施者在事件初期，似乎还无法理解“双手沾满屠杀人民鲜血的人民公敌，难道可以放过？”革命导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对其进行教育并强行纠正其行为，才于虚惊一场的危险之后，赢得皆大欢喜的结局。

张学良成为唯一牺牲品，但是对于所谓幸运与不幸，并不存在可以准确界定的标准。张学良从来就不属于改变历史路径的人物，按照历史路径的结果，张学良如果没有在西安事变后赋闲，就会在国府退守台湾后赋闲。意外提前赋闲，也意外的赢得“民族功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