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道德经

据说，老子西过函谷关，守关人尹喜求老子给予指点。老子急于出关，就问他想求些什么？守关人说了三样：成仙、做君王、有大成就。老子讥笑他，他不为耻，反而反驳说，我天天想的就是这些，世人不都是这样？老子有所感，于是住下了来，一气写下了5000言《道德经》。经中语言，多讽刺、挖苦、省略、简言、反语、大话，可世人不加分别，一概视为宝贝。

老子不喜欢仁义之道，溢于言表。仁义之道，圣人行，就是善；大盗行，就是恶。这就是老子对仁义的态度。

司马昭想要窃国，在魏国之内宣扬孝。嵇康就引用老子的道理，说孝不好，司马昭以为他指自己是大盗，就以非圣无礼的罪名把他害死了。

圣人之道，必然少不了圣人的教诲，于是世人绞尽脑汁，把全社会的资源都用来揣摩圣人的意思，以求极致。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说的就是这样的盛世。这戳中了中国的最痛处。古代中国有杰出的文化、完备的教育、玄妙的学问，然而，就因为事事要寻孔圣的辙迹，遇到什么问题都归结为更道德一些、更有礼节一些，结果等到近代坚船利炮的外国人打进来时，束手无策，整个社会形态一变而为“腐、滥、空洞和晦暗”。

所以仁义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觉得那是多了不起的成就，多么伟大的真理。重要的是谦虚，不自满；自居于下，虚怀若谷。如果一家人谦虚，则家庭肯定和睦，如果天下人都谦虚，则天下大治。

天道与圣人之道相反，如果窥得一点道的影子就以为得到真，就走向了反。仁义之道要究尽理、究尽完整，吹牛逼。而天道喜欢虚、损、知止。朱子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累累为危，所以圣人之治，人心很容易累积的越来越高，越来越飘、越来越不知足。有个故事，子路为诸侯修水渠，拿自家的粥米给修水渠的百姓吃。孔子听说后，不以为喜，反而叫子贡去把他准备饭倒了，准备的碗砸了。子路找孔子争论说，我是在行仁义。可孔子教育他说，天子的仁义是爱天下，诸侯的仁义是爱境内，大臣的仁义是爱官职，士人的仁义是爱家，超过自己的范围的仁是竖立不好的榜样。

孔子对仁是有防备的，用古人评论做《易经》者的话来说，就是“其有忧患乎？”王弼说“虽盛其美，秘有患忧”，仁义不能随意而行。

那么道是什么呢？

清末之时，中国内外交困，形象差到了极点，全世界人都以嘲笑中国人为能，先是外国人嘲笑，后来连一直学习中国的日本人也嘲笑，最后像鲁迅那样的中国人自己都瞧不起中国人，差不多到了“举世非之”的田地了。当时有言论指中国的古典文化里，没有自you的概念，意下不外乎中国在这方面也不如外国。辜鸿铭出面辩驳说，中文里有自you的概念，那就是道。

把这话反过来，道即自X。

辜鸿铭很了解西方文化，又是最早把康德介绍到中国的人，自然知道在康德的哲学思想里，自X是自在之物，是物自体，是不可知也不可识的。他将道与自you并举，不是率性之论，的确有道理。按康德的说法，一个人有自X，但绝不代表他应做善事来回报。一个人有了自X，很可能会去作恶，做坏事，比如去抢劫。但不能因此说给他自X 是不对的，因为自X是不可知、不可识的。

而圣人的做法，是天天给人灌输仁义、孝悌，没错，在圣人治下，天下很多人显得仁义、孝悌，但这没经过选择的善不叫善，叫伦理。只有他得了自X，然后自己选择善，那才叫真善。当然，他也有可能选择恶。即使那样，自由也比不允许别人选择的伪善强。

这跟《道德经》一脉相承，老子说：道有仁义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不会要求别人做什么，遵循什么，生产什么，占有什么。“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一切都是活活泼泼、自自XX的。

《道德经》开篇第一说：“道可道，非常道。”有的版本“常”作“恒”，常、恒同义，恒又可训为“信”，意思是恒久、反复、值得相信的。这信正是“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里的信，也是“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里的信。

《道德经》5000言，离不开道，但老子有言在先，话可以说，但可说的道，都不是真正的道。

西方大哲的哲学与之不谋而合。比如康德说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我们的理性所能企及的，皆是物自体的现象。作为本体的物自体不可被打扰，不可被规定，它只能被自己规定，也就是“自律”，也就是信、恒，或老子所说的“常”，这也是道的特性。

中国的哲人很难像西哲那样做到止于理，康德只爱哲学——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而中国人还是个特别爱实践的民族，讲究知行合一，特别有人间情怀。斯宾诺莎白天给人配眼镜，晚上研究哲学，没听说他的哲学对配眼镜有什么帮助。而中国哲人一定要把学问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所以，老子讲了道的特性后，又讲了许多根据道的特性，如何行的道理。

老子说：“三十幅共一毂”。这话很有画面感。试想三十条车辐连着一个毂，幅是车轮的辐条，居于外，是实的；毂是连接辐条的，居于中，是虚的。这是什么？这辐射状的图像是君臣、君民之象。

老子说“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四者都有个特点，都守中，守虚。虚就是毂，帝王之象。

古人解“虚”，都说是各司其职。君处虚，他也有所司之职；臣下务实，他也有所司之职。君王的本职不是做那些实事，像汉高祖刘邦所言：带兵打仗我不如韩信，运筹帷幄我不如张良，筹措粮草我不如萧何......但这三人都为我所用。再粗糙点的，如唐太宗：“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天下英雄都被我网罗了。说的文雅一点，就是“野无遗贤”，中国古代君王的统治都是这样的。

对领导者来说，守虚的第一个作用是“观”。观察人，观察事，观察世界。有一个故事，有个人出门看见一个人穿着异常华丽的服装，坐在马车上，像是贵人。后来又出来一个仆人，穿着普通，坐在驾驶位上。问左右才知道，穿着华丽的是仆人，而穿着破旧的才是真正的主人。

魏武帝曹操接见匈奴的使者时，叫别人扮作魏王，自己扮作小吏站在一旁观察。结果使者有相人之术，识破了魏王的布局，曹操知道后，就叫手下杀了使者。

穿着破旧衣裳，居虚位，居弱位，才能把别人当做观察目标；穿着华丽的人，高高在上，只能成为别人的观察目标，而不能观察别人。“观”这个字本身就是以虚就实，假如以实就虚，那就先入为主，就不是观了，而是总结，批阅。比如鯀治水，就是以实就虚，不管哪里有水，都用土去掩。而禹治水，就是以虚就实，观察水形水势，研究清楚了，再加以疏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