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子不高，长相一般，出身书香门第却没什么学问。父亲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读再多的书又有什么用处？母亲从小便告诉她：女孩子只要听话就够了。在家呢要听父亲的话，出嫁了要听丈夫的话，就连丈夫去世了也要听儿子的话。
和所有旧中国的家庭一样，从小家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将她培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女人：三从四德，温良贤淑。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22岁的那一年，作为“老姑娘”的她，终于定亲了——一个门当户对但是完全没有看到过的人。从那以后，她便心有所属。即使那个从未见过，但是这个比她小三岁的男人，就是母亲口中以后要听他话的人。
她心中那个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人，她心心念念的夫君，在外游学七年了。第七年，在母亲的诱骗之下，终于归家与她成婚。不管怎样，总算是结婚了。按照家人的想法，门当户对，对方又是留过洋的高材生。实在是一段极好的姻缘。也许以后她就能结婚生子、操劳家务，过着一个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女子都在生活的日子。
但是并没有，因为他的夫君很是“叛逆”。即使对于她来说，这个熟悉的陌生人便是她的全世界。但是他的生命里有着外面的花花世界，唯独没有她。对于他来说，她只不过是母亲送给他的礼物罢了。
即使这样，他依旧是她的信仰。他不在家的日子里，她照顾着他的母亲，让他在外也毫无后顾之忧。就算得知他在外和其他的女人生了孩子。她也没有过多的指责，因为她相信:大先生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坚守四十一年之后，她的临终遗愿也只是和她的“大先生”合葬。
这个穷奇一生，坚守并不属于她的信仰的女人就是朱安，鲁迅先生的原配，作为一个鲁迅先生认为只是母亲送给自己的礼物的女人。最终也还给了母亲，葬在她照顾了一辈子的婆婆的墓旁。
父母对她最大的期望就是平安顺遂。于是给她取名为“安”，正如她的名字那样，她的一生安静的不像话，即使她的丈夫是文坛先驱、人人敬仰的鲁迅先生。也没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她的人生安静地像一湖没有波澜的水。以至于在生命的最后，她发出人生中唯一也是最后的呐喊：“你们总是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啊！”
丧钟为谁而鸣？她一生的不幸又是谁造成的呢？是鲁迅先生吗？如果当初和她成婚的是个普通乡野男子，也许她最后的结局也是儿女绕怀、晚年幸福。是她父母吗？是介入他们婚姻的许广平吗？我想，都不是。她不是母亲的礼物，只是时代的牺牲品罢了。在那个自由民主刚刚兴起的时代，在老式教育中沉浸的她，并没有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即使她活得不快乐，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
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女性呢？林徽因，她说你是人间四月天。喜欢春季的四月，但更羡慕秋天的果实。与其做一枝仅是供人赏阅的鲜花，倒不如做有灵魂的果实，她要做她自己，于是选择了那个可以和她一起探求古建筑一起吟诗的梁思成。拿半生缘搏一倾城之恋，她是张爱玲。爱的时候她可以是一朵低到尘埃里的玫瑰，不爱了，她也可以笑着离开。她说“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敢爱敢恨、有笑有泪，这不就是人生吗？她就是她，世上唯一的张爱玲。
这样的对比的确令人唏嘘，也值得我们为之反思。在时代的转折中，我看到了这样一些女性：一部分封闭自己，从来没有自我意识，每天过着能看到人生尽头的日子。还有一部分自我意识或许已经开始萌发了，就像《伤势》中的子君那样，勇敢地向现实说出：“我就是我自己”，然后呢？只不过是从父权过渡到夫权而已，始终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那么还有一部分女性呢？她们有自己的思想，她们觉得自己始终只属于自己。即使在整个男权当道、男人就是意见领袖的世界里，她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思想。她们真正挣脱了四书五经、程朱理学的束缚，成为了一个有思想力的人，真正地活出了自己的风采。
有思想力的人才是世界的尺度。每个人都处于深井之中，只不过有的人一直以为井口上方的那块地方就是天空，虽然无法跳出来，但是有的人一直扩大井口的宽度，让自己看到更多的精彩世界。
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态度便拥有不同的人生。如何从自己固有的思维中挣脱出来，尝试着去打碎自己。扩大自己的那个井口，看一看外面世界的新鲜事物，然后和新的东西相整合，最终成为一个更强大的自己，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的技能。作为人类世界最为特殊、最为独特的女性，更是如此。所谓女性主义，不过是女性自己从固有的体系中挣脱出来，从思想开始真正地解放自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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