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2017.1.19.）
人究竟什么时候会死？
是心脏被枪打中的时候？不对。
是得了不治之症吗？也不对。
是喝了剧毒蘑菇汤之后吗？当然不是。
是被世人遗忘的时候。
——Dr.希鲁鲁克
今天早上选题会快结束的时候，某鹏冒出来一句，诶，好像有个挺厉害的医生去世了，我忘了是谁了，回去翻一下。
这选题，大家都没往心里去，猝死、砍死、自杀医生现在出现频率之高，令人疲惫，区区一个医生自然死亡，那得是多大牌的存在，才能让人把它正视成一个“选题”？
中午的时候，他说，哦，去世的医生是叶惠方。
我说，啊，叶惠方啊。
其实我“认识”叶惠方这个人也不久，但恰巧都在最近，上次301的老年心内科主任李小鹰上了央视的《开讲啦》，讲述了4个301医院百岁老人的故事，那真的是我第一次认识叶惠方，知道她曾经让一个先天性肛门闭锁的患者家庭住到她家，供他们吃喝，也供他们医疗。
后来看到《协和医事》，里面说“老协和”们是永远的自省、专注与慈悲，身上有着“高于现实的气质”。
叶惠方也是协和人，我深以为意。
（叶惠方的老师，“万婴之母”林巧稚）
但我没有想到，自己刚“认识”了这个人没多久，她就急促地离开。
其实叶惠方过完了100岁生日，走了，这不算是件让人难过的事。真正让我感到难过的，反倒是今天写稿子的时候，看到她的遗嘱：第一，不进行抢救，第二，在必要时进行静脉止痛，第三，遗体捐献，第四，后事从简，不开追悼会。
得知自己癌症晚期的时候，她只保留了姑息治疗中的“止痛”，甚至到了最后一周，开始辟谷，为的是给医学事业捐献出更纯净的遗体。
我边写稿子，边想象着她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千人前来哀悼，场面庄严而不悲伤，肃穆中带着一丝心满意足，一遍又一遍循环播放着的《雪绒花》又会给这个场子带去怎样的氛围呢？
上周末去了无趣读书会的年会，认识了一个搞建筑设计的大叔，大叔喜欢读书，相信人无论在多么繁忙的时候，始终应该保持一方沉静土地，读一读书——尤其是艺术书。
他说起周有光的离开，周有光，汉语拼音之父，一生对语言学的贡献却远不止是汉语拼音一项。
他生于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周六，他111岁生日的后一天，大叔参加了朋友组织的周有光语言学爱好者小型集会。
活动是上午，一群人热闹地讨论着周老的百年传奇人生；午间，大叔走出活动室，看到朋友发来的消息：周有光，去世，曹可凡说的。
“你们能理解我那一刻的心情吗？我说，不可能啊，他刚过完生日，我们刚刚还讨论他讨论了一上午呢。”
就像《见字如面》里，归亚蕾读起蔡琴通过媒体知道杨德昌去世时写的信，读得最好的一句就是：杨德昌，你怎么就走了呢？
那是嗔怪吗？还是恍惚？
昨天晚上我做梦，算是噩梦吧，或许也不是，我梦到自己站在手术台旁看到医生剖开一个患者的腹部，而后又合上，说了一句，“播种了，半年吧。”
过了没多久，那个躺在手术台的人变成了自己，于是我挣扎着起来，开始给自己立遗嘱，我把自己的各种账号密码告知了身边的家人，然后问了程序员先生一句，我说过要捐献遗体，你记得吧？
梦境异常清晰，以至于我醒来后久久不能回过神来。
直到我午饭间看到过往实习带教的一个老师发了她自己做的视频，一个得了膀胱癌的父亲，留下一段录音后离家出走，儿子寄希望于媒体能帮他找回爸爸，接受了老师的采访。
然后呢？视频发了没多久，我的老师在朋友圈里说，爸爸找到了，但只是一具尸体，他离家出走之后很快就找了个地方上吊自杀。
“我问了，这个病前后治疗要10多万啊。”爸爸在录音中说。
10万块钱就把这个人逼到上吊。
说理？生死这东西太突然了，真没处说理，看到那个新闻了吗？5桌人18瓶酒，26岁的准博士生在导师饭局后猝死，找谁说理去？
《当呼吸变成空气》里，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发现自己癌症晚期，开始拼命写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要是我确切地知道自己到底还剩多少个月或者多少年，前路也许会清晰很多。你要是告诉我，还剩三个月，那我就全部用来陪家人；还剩一年，我可能会写一本书；还有十年，我就回去救死扶伤。“活在当下”这种真理对我根本没有帮助：我这当下到底怎么活啊？
想做的事情太多，而明天不知还剩多少个，谁不是如此？
保罗的书没有完全写完，就走了，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甚至可以感受到，开篇是“娓娓道来”，后面的节奏越来越快，他从自己的医学生时代开始追溯，迫切地想写到当下的时间点，想把心中所有的想法都吐露出来——终究还是没能彻底。
但他给我展示了最努力生活着的样子，向时间赛跑的姿态。
在后记里，保罗的妻子写下了保罗临终前的样子：
他陷入了昏迷。
九个多小时，保罗的父母、兄弟、姐妹、女儿和我，我们这些家人全都围坐在身边，看顾着不省人事的他。他的昏迷愈发加深，偶尔呼吸一两下，眼睑紧闭，脸上是如释重负的表情。
他长长的手指温柔地盖在我手上，保罗的父母先是把卡迪（女儿）放在摇篮里，接着又把她安放在病床上，摇摇她，哄哄她，让她甜甜地入睡。病房里弥漫着浓浓的爱，就像多年来一家人团聚的很多节日与周末。
我抚摸着保罗的头发，低语着：“你是个勇敢的圣骑士。”“圣骑士”是我对他的昵称。接着我在他耳边安静地唱着一首歌谣，是我俩过去几个月来一起编的，旋律简单，朗朗上口，中心思想就是“谢谢你爱我”。
关系很近的表亲和叔叔也来了医院，接着我们的牧师赶到了，一家人分享着特别有爱的趣事和彼此才懂的笑话，接着我们相继哭起来，忧心忡忡地端详保罗和彼此的脸。
……
夜幕降临，病房暗下来，一盏低低的壁灯发出温暖的光。保罗的呼吸更为缓慢艰难，没有节奏。他的整个身体都很平静，四肢也放松了。
快到九点的时候，他的嘴唇微微张开，合上双眼。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呼出。
这是他最后一次呼吸。
读到这段细节描写的时候，我发自内心地觉得，既然人的最终结局都是一死，那么能得知自己将死于癌症，有时间去做最后的准备、了却心愿，是件多么幸运的事；而如果一个人走的时候，家人能够在病床前分享着彼此才懂的笑话，笑笑哭哭，这又是何等幸福的离开画面？
昨晚不是我第一次梦到绝症与死亡，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我舍不得死，我还想做好多好多事，可我也的确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到来。
读过这么多死亡故事，我更希望自己的人生像村上的书，没有一定要到达的终点，只有一定要走的路。
走在喜欢的方向上，我做好了准备随时停下，也做好了准备，每一天都是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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