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律人来说，事实并不是关于真相的客观描述，而是对于事件的一种解释。
法律中的 “事实”，只能是被证据证明了的事实，用证据粘起来、还原了的事实。至于真相本身，也许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2017年1月19日，美国长岛警方公布，周立波深夜开车蛇行，在长岛莱亭顿被警方拦截搜查。警方从车上搜出一级毒品可卡因和枪支，周立波当场被逮捕。
然而，在经历了11次开庭审理之后，法院最终宣判：控方对周立波所有指控的罪名都不成立。法院只是判他开车打手机违法，罚款150美元。
或许人们会非常不解：毒品和枪支是当场被搜查出来的，可是铁证如山的事实啊，为什么周立波还能逆天翻盘？原因就是他的律师辩护主张：警察在拦截周立波的车辆时，并没有根据法律程序出示搜查证，也没有证据表明周立波当时同意被搜查。这样一来，警察搜查获得的证据都被法庭作为非法证据加以排除，无法用于定罪。
既然发现事实这么难，法律人该怎么办？也许有人会说，可以提升技术水平，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尽力去发现案件的真相。
但在法律人看来，这些都不是特别可行的方案。首先，指望技术进步，永远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毕竟手头上有那么多案件，无法等到大数据技术和摄像头全面覆盖的时候再来破解案件。其次，指望加大投入也不太现实，因为那样会增加巨大的社会成本。任何社会都有海量的问题需要解决，人们不可能指望为了发现真相就大幅提高司法系统的财政预算；而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之下，侦查资源很难完全服务于整个社会。再次，如果一味地追求所谓事实真相，还有可能让很多与案件无关的社会成员丧失自由和隐私。司法系统不能为了破案，把疑似相关的人员都拉来审问，甚至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全都监控起来。
概括起来，证据制度试图努力确认以下三个边界：责任边界、资格边界和程度边界。
英美法系里还有一种推定：只要在一封信上填好准确的地址，附上足够的邮资，把它正确投进信箱之后，就假定对方收到了，不管信有没有被寄丢。
德国和一些英美法系国家还会推定，在婚姻中，女方所生的孩子就是男方的子女，根本不需要证据证明。
对于较为弱势的一方当事人来说，发现事实太过困难，法律还会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的产品责任就是如此。在一般侵权案件中，如果一个人告他人侵权，想让对方承担责任，就要证明对方有过错。但在涉及产品质量的问题上，消费者只要证明自己因为用了厂家的产品受伤害了，就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而不需要证明厂家有过错。反过来，厂家需要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不用承担责任
折叠事实：特别突出一些信息，将不重要、无关联的信息进行隐藏，只呈现关键性信息以支持自己的核心主张。
好的律师不会快速给出答案，而是会耐心倾听细节，不断提问。这不只是为了找到重要的事实，更关键的是，他要确定这个纠纷是什么性质，要通过哪种法律和哪些规则来解决才会更好
顶级法律人的方法是：设定语境，嵌套事实。所谓“设定语境”，就是给一个案件事实补充更多的事实，把它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去确定它的性质和意义。要知道，同一个东西被放到不同的背景里，效果完全不同。这就好比一个蛋糕放在面包店里不起眼，但放在烛光晚餐的餐桌上，肯定大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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