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生代作家余松所著的《故乡》，正如北京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所说的，“这是一部厚重的乡村编年史”。这本大部头小说，以1980年、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为轴，叙述了一幅东北农村世相图。
之所以说“叙述”， 是因为余松在书中的视角很冷静客观，又正如作者阎连科所形容的：“它如同一部时间摄影机，记录了一个原生态的中国乡村社会。在这部作品中，我们感受不到作者的存在，有的只是米村人自己的述说。”
的确，这与一般的乡村小说略有不同，没有“勤劳、善良”的热情赞美，也没有“奋发、拼搏”的精神拔高。有的只是“米村”那一群被时代裹挟而行的人们生存状况。
《故乡》里体现米村人独立思考的时候很少，开篇的1982年分产到户。并不像我们常见的大变革时期的躁动，有的只是抓阄似的认命，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历史的消然变革已经来临。习惯了集体出工的人们，乍一看到需要自己出独立承包土地的时候，包括心思活泛的陈庆良都对此不热衷，“究竟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没人能讲得清楚，离开了大集体谁的心里都没底儿” 。
“活泛人”陈庆良尚且如此，没担当的大老代更不用说，对于没抓到分地试验的他来说，心中暗自还有些得意：不然开春了雇犁杖、买种子什么的都要花钱，去哪里弄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这样挺好。
对于曾在历史上留下重要一笔的承包责任制，米村人的表现并不像其他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荡起层层波澜，更多的是爱咋咋地吧，不过是听命罢了。
当然，大集体的时候确实难以填饱肚子——但这都是命。大老代看着一窝难以喂饱的儿子们，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不过是捱罢了。
这到底是过去的文学作品夸大了农民的自觉性，还是《故乡》的记叙太平实？我想更多的应该是后者。
在后面的许多时代变迁中，米村人除了陈庆良对自己的人生有较为清晰的规划外，其他人不管老一辈也好，年轻一代也好，总是或被惯性、或被欲望推着走。
《故乡》里，主要讲述了代、陈、张、段四家三代人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这个“生活”我没有加一个定语，因为余松的记叙近于平铺直述，这让我无法给他们的生活加上诸如“奋斗”之类的前缀。
譬如大老代，就是一个典型的只是“活着”的人，为传宗接代结婚，为填饱肚子而干活，不多一步。邻居们都盖起了崭新的瓦房，他无动于衷，等到要给儿子娶媳妇了，不盖房子不行了，唯一的争取的是去哪儿偷伐些木材来。
儿子代老三，被荷尔蒙冲昏了头脑，一门心思想着女人，被整了一出仙人跳尚不回头，还是想着哪一天把“管二家的”弄一回。他像一头横冲直撞的公牛，好不容易趁着徐美玲要筹钱给父亲治病，捡了这个媳妇，新婚时的那一点干劲很快就泄掉，依然是为着轻松来钱好勇斗狠，老婆孩子一概不管的。
徐美玲面对这无望的婚姻，踏上了风尘之路。她在考虑上路的时候，没有丁点儿想到代老三，更无三贞九烈的束缚。“又不是只图自己痛快，谁愿意天天和不认识的人睡觉？”笑贫不笑娼，她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她忽略了自己的生理与情感需求，把这归咎于贫穷闹的，她更没有解除婚姻、另求新生活的觉悟。——不过是被逼。
张家。张书林有恋年长女性的怪癖，总是拉着老娘们儿钻苞米地，妻子杨淑兰背负着巨大的耻辱与痛苦，十几年来为着周围人送诊送药。张书林身染重症后，她没有感到解脱，反而先一步弃了这人世。留下两个求学中的儿女，她也曾扪心自问过，是不是对张书林的厌恶，导致她对儿女都难以有更亲近的念头呢？她也曾经有过进修专业的念头，但最终屈从了平庸的生活，直至弃了这无望而压抑的世界。
段家。段长星14岁挑起家庭重担，接过其早死的父亲的粮库职工班。然而，在骑着摩托车撞断人的腿后，逃之夭夭，杳无音信。直到老母离开人世，都没有回来看过一次，留媳妇刘芳带着女儿空等十数年。他从前的责任呢，为何变成了一种逃避？
老一辈人逐渐丧失了生活能力。陈庆良媳妇大骒马（年纪大的女性，甚至连个正式名字也很少被提及）的异母哥嫂大老吴两口子，有儿有女，却无人赡养，老两口相商着要一起服药自杀，老了，干不动了，就是个累赘。大麻子、高大牙们的不孝，有如低等动物，只为自己的衣食，全没有孺慕之情。
陈庆喜作为长辈，更是捂紧自己的八千养老钱，不愿为女儿燕子的住院出资。
原来，乡村生活并不只有淳朴的一面，更多人为了活着，本来的面目如此残酷。
他们被习惯驱着走，面对新生活一脸茫然，面对支书张书森的重病人云亦云，管他当官有没有具体恶事呢，反正能当支书，必定不是良善人罗……
他们被欲望推着走，感情不知去了哪个角落，偷人养汉似乎司空见惯……
《故乡》太现实，它不仅仅是你回忆里的勤劳善良。
只有陈庆良对高大牙的斥责、牛老太孙女对奶奶的一片孝心，以及陈明玉奶奶对脑瘫的扔儿的怜悯让人觉到一丝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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