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以来，对中国的文人来说，“隐于山林”和“入仕为官”一直都是彼此对立的。
所以，很多中国文人都必须在“隐于山林”与“入仕为官”之间做出选择（要么“隐居”，要么“入仕”，比如，陶渊明就选择了隐居山林，并因此写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
直到唐代王维的出现。他做出了一个并不相同的选择——在城市附近建造园林。
这样，将园林之门推开走出去时，他就实现了进入仕途，也就是“入世”；当走回园林时，他就又开始享受园林与生活之美了，即“隐于山林”，也就是“出世”。
因此，王维不需要再像陶渊明那样彻底地隐于山林，也不必再像大多数人那样永远地生活在世俗之中。
这就是王维对于“出世”和“入世”的解决之道，他并未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从此进退自如、行于中道。
后来，白居易也在洛阳城外建了自己的园林，实现了“进退自如”，还写下以下诗句：“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深山太濩落，要路多险艰。不如家池上，乐逸无忧患。”
自此，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文人一直无法解决的“仕”与“隐”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这就是中国园林教给我的重要人生哲学——并非所有选择都得非黑即白、非此即彼，还有一种选择叫进退自如、行于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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