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有一篇文章叫的《我的师承》,大意是说自己在文学上师承不是从作家那里来的,而是从翻译家那里来的。王小波说这话的意思是认真的,还是有什么皮里阳秋,这个不得而知,但这个题目很好,所以借来用一下。
令我想到这个题目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王小波对儒学的态度。王小波是个很有思想的作家,不过对儒学很有些意见。比如说孔子只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见解很一般;二程和朱熹之辈也都傻的可爱,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萌萌嗒”,思想上幼稚得很。
智慧如王小波者,已经看不起儒学,普通民众对儒学的误解自然就更多,尽管当代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对儒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对儒学的理解还是停留在迂腐、刻板、教条的印象当中,还是三纲五常那一套。然而,儒学自古以来就有着非常灵动活泼的一脉,如同一条河流,自两千年绵绵不绝地流到现在。只是它有时流在地上,一时风光旖旎,有时又在地下潜行,不为人们所知。然而这一条传统从未断绝,是国人精神层面上非常灵动的部分。
这个传统简单地来说,以阳明心学为分野。向上追溯起来,熟悉宋明理学的人都清楚,这个传统起自孔子,经曾子、子思、孟子,到北宋五子,再经陆九渊、陈献章诸人,至王阳明而成心学大宗。阳明之后,心学流派众多,并且各有所长,我所要说的是阳明之后较为特别的一支。
阳明门下有一泰州学派,创始人叫王艮。这个人出身平民,靠自学成才,之后被王阳明所折服,拜入门下。
王艮王艮的学术特点用现在的话讲,是提倡“自然人性论”。尽管之前的儒家也追求尽性、率性,但却常常给人性预设了很多道德化的要求,特别是程朱理学,更是强调人的情欲要与纯然天理分开,如朱熹说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云云。
而王艮这个草根出身就没那么多思想禁锢,比较直接了当,把自然的人性就直接指认为“天理”,他说这个天理,就是“天然自有之理也”,“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这样一来,普通民众平平常常的日常活动,都是圣人之道,不同的是,老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圣人则是能行能知。
他主张“人心本自乐”。就是人觉得舒心适意快乐是真道,如果加以其他想法要求,那就不是天性了。所谓的孝慈悌友,这都是自然天性的流露,因为快乐才去那做,如果因为外在的道德要求而去做,那就是作伪了。
他还提出“尊身保身爱身”的观点。中国自古就有身心一体的观念,孟子也提出“践形尽性”的观点,王阳明“知行合一”也强调身体的重要性,但总体来说早期儒学还是强调“扬心抑身”。但王艮将人的身体上升到与道同等高度,认为身就是道的体现,身体本身就是至善的,所以尊身保身爱身就是尊天行道。
王艮的学说在儒学框架下,充分肯定了人的个性价值和正常的身体欲望,同时也隐含了人性的无差等观念。也就是说,普通人行的就是圣人之道,那么就没有什么上智下愚,不会因为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在人性上有什么低贱高贵之分。任何人所要做的,都是通过学习保持自然本性不丢失,不需要因为外在道德要求而戕害自然的人性。
王艮的学说以自然为宗、简单易行,将儒学平民化,把圣人之道转变成为平民百姓日用之道,一扫之前儒学过于学究的一面,十分地接地气,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但王艮生平主要以讲学为主,留下著作并不多,泰州学派后人,包括王艮的子侄门人等等,也都做了一些理论上的补充,其中集大成者为罗汝芳。
罗汝芳
罗汝芳最大的贡献是将王艮提出许多观念在理论上进行了完善和落实,他以“赤子之心”和“生生”思想为理论基础,认为天地以生养化育万物为常道,人以顺天而生为常道。强调人之初生(赤子)就知道亲爱父母,就会自然地成长,因此生命本身就是至善之道,自然的生命活动就是圣人之道,顺着生命“解榄放船、顺风张棹”,纯任自然就是天道。
他认为圣人之道就是“快活”。所谓“活”,就是生命本来的样子,所谓“快”就是畅达无碍,因此圣人之道就是生命本身自然发展的快乐。这为泰州学派的“人心本自乐”“尊身保身”“百姓日用即道”“嗜欲莫非天机”等理论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补充和完善,也为后来的民国新儒家生命哲学开辟了道路。
《明儒学案》评论罗汝芳“舌胜于笔”。罗汝芳讲道理浅显明白,而且很善于用比喻、举例子,一般人一听就明白,不像好多道学先生的那么玄涩难懂,所以他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
泰州学派在明末风行天下,同时也受到了保守派的打压。黄宗羲说泰州学人多“赤手搏龙蛇”,不太为所谓的名教中人所接受,几乎要踢出阳明心学的门墙,甚至泰州学人何心隐、李贽诸人皆以惑乱民众之罪招至杀身之祸。
但我们以现代的眼光看,泰州学派主张人性无差等、追求心灵自由和个性张扬、肯定日常生活的顺情适意及世俗情欲的合理性,这种人性观念已经与尊重生命、尊重个体价值、崇尚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近代人本主义思潮想接近了。
泰州学派之后,心学也逐渐势微。到了民国时期,新儒家接续了部分传统。其中,梁漱溟被公认为民国新儒家的开山者。
梁漱溟梁漱溟这个人没上过大学,只读到中学,但却因为一篇《究元决疑论》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论说儒学,往往是以孔子为本,极少谈及其他儒者。不过在接受美国学者艾恺采访时表示“我是希望跟着王阳明走”,同时也十分推许罗汝芳,说“好的很,非常高明”。然而也并没有过多的讨论,但研究者大多认可梁漱溟是承接了泰州学派自然适意一路。
梁漱溟与其他新儒家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以心理学重新诠释儒学,并从进化论的角度重新构建了“人心”的概念。陈来教授说,“心理学的进路是梁漱溟发展现代儒家思想的基本方向”。梁漱溟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或说他的伦理学,都是从他对于人类心理的一种看法,而建树起来”。
另外,梁漱溟一生笃信进化论,24岁写《究元决疑论》的时候就用进化论和物理学的成果来解读佛学,到了晚年的《人心与人生》更是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论述了人心产生的原因及特征,认为人心是机体不断演进而来的,是生命活动的一种表征和流露。
梁滞溟的学说尽管是受到了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启发,但仍然与罗汝芳的“生生”思想一脉相承。他将儒学当中玄远渺茫的天道转变为宇宙生命的概念,将微妙的儒家心性论转变为儒学的心理学。这使得传统的儒学思想可与西方哲学及生物、心理等学科进行深入的对话,为古老的儒学在当代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提供非常好的契机。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在儒学当中非常灵动活泼的一缕心脉,也是我在写作《孔颜乐道:中国人的幸福心理学》一书时,所遵循的一条儒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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