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把一点点小期待衔在嘴里，以为那就叫梦想。——题记
今天晴。这个周末因为没有网课，内心多了一些闲舒，但材料还得看，因为明天单位要组织考试，听说还是闭卷，所以上午在家好好复习。下午全家一道去健身房，我和先生都走了600多卡，出来后在小区又兜了两圏，然后回家吃饭。入夜，给母亲打电话，聊点生活日常。放下电话，随手翻了一下杨国桢的《林则徐传》，里面录有一首《金缕曲》，一直吸引我，这是林则徐赠给老家温岭籍官员黄濬的。黄濬字睿人，号壶舟，林则徐称其“为诗若文，浑涵万有，不主故常，汪洋恣睢，惟变所适”。这首《金缕曲》上阕写道：“沦落谁知己？记相逢，一鞭风雪，题襟乌垒。同作羁臣犹间隔，斜月魂销千里，爱尺素传来双鲤。”这是林则徐在回忆与黄濬谪戌乌鲁木齐时境况。那时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诗词，谈国事，黄濬曾赠诗曰：“远戍庭州壮，伤看蒲笨车。元戎尚如此，薄宦更何为？”二人遂成知交。后来黄濬减役归乡，林则徐写下“宦味尝来同栗里，吟身归去伴花山”一联寄赠黄濬。
其实，林则徐给黄濬的临别赠联颇有意味。那时尝尽了宦海无常的林则徐心中生起了退隐的念头，这也不能怪他，中国的官僚都受儒学的浸染，信奉孔子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在开明的盛世，士人积极入仕，施展心中的抱负，上匡扶社稷，下拯救黎民，如果时运不济，士人若有一颗正直的心，必然与君主的昏庸以及小人的奸佞发生冲突，而且冲突的结局大抵上都是正直者失败。为了不与浑浊的世俗同流合污，这些正直的官员往往会抛弃官僚的身份，归隐山野，追求自由，据守节操，只保留一个纯粹的文士身份，以示抗争。当然，这种“纯粹的文士身份”的归隐者绝不是不问世事，除了坐而谈诗论道，更会坐而抨击弊政，积极关注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表达自己的同情和关切。这种“出世”其实是儒家入世的另一种状态，是中国归隐文化的精髓之一。林则徐自然也秉持这种价值观，同时他相信黄濬也秉持这种价值观，故而写了这样一幅赠联。在他的上联中提到了栗里，这是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地方，想来他自己也在心中渴望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也推崇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风骨，邦无道，隐栗里，然而下联与“栗里”相对仗的是“花山”，花山在哪里呢？花山就是今天温岭的肖泉村一处山坳。能与“栗里”对仗，那此处也应该是一个与归隐有关联的地方。
事实的确如此，花山在明初便成了一个名士隐居的好去处，邦无道，隐花山，这里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一位名叫林原缙的人，他后来成了社长。明朱元璋在位期间，朱棣命当时属于台州的宁海人方孝孺作登基诏书，方孝孺认为朱棣不是嫡子，夺位是叛逆行径，坚拒作诏。朱棣震怒，诛杀方孝孺十族，一时间儒林震动，这次“不屈而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诛连十族，不但当时震动，也影响后世。同时，温岭人王叔英到安徽广德募兵勤王，得知朱棣攻取南京，知道事已不可为，含恨自杀，事后王叔英本族以及戚族都受到牵连，温岭山下金村出土的几方明代墓志铭中记载了作为王叔英戚族的金氏一族受到牵连，方孝孺的“不屈而族”与王叔英的“不济而死”使林原缙见识了政治的残忍和忠贞之士的风骨，更加无意仕途，坚定了在野韬晦的决心，觉得自己还是做一个山野村夫，每天吟诗作词，消磨时光吧。为了将归隐做得彻底而精彩，他在花山聚集了一些诗友结成诗社，并在花山种植梅花，因为梅花性品高洁，正好隐喻坚贞不屈的风骨，也体现了他们的坚守。这花山之中他们咏叹时政之艰，咏叹百姓之苦，咏叹文士儒生的风骨，所谓“世虑澹相忘，尘凡讵能逼。永结逍遥游，何妨效真率”，最终造就了一个花山诗派，也形成了花山的归隐文化。花山成了归隐之地，并大踏步走进了诗坛。
从那时参加诗社的诗人来看，那里基本上是温岭本土的诗人，生活在下层百姓中间，思想和情怀更具朴素的因素，他们更看得到社会的底层面貌。当然他们又是读书人，属当地时贤，有思想，有不平，有忧虑，有无奈。既然不能兼济天下，那就独善其身，这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大抵的思想。通过结社，通过山水与诗来排遣或者表达心情，也许是他们唯一的途径。这种思想在几代诗社的诗人中是共通的。从结社的出发点来看，承续的意味也非常明显。后一代诗人有意地继承前辈诗人的情怀、诗风以及文化风度，这应该看作是一种文化自觉。中国的文化能生生不息，离不开一代代文化人的文化自觉。这个非常可贵，且不会因改朝换代而中断，并总会有一批文化种子扎根在社会的土壤中，一旦有了合适的水分和阳光，马上就会重新生长。温岭花山的五代诗社就是这样一种在文化根脉上不断生长出来的花和果实。
在全国来说，这段故事的影响范围不是很大，流传程度不是很广，林则徐应该不清楚甚至不知道，但是作为从温岭走出去的官员兼文人身份的黄濬肯定知道，在他们的聊天中，都有退隐山野的叹息，而提到退隐，黄濬肯定就想起来了花山，并且向林则徐介绍了花山的美景，讲述了花山的典故，也会提到花山的诗歌，于是林则徐便记住了，并在临别的赠联中写了出来。
黄濬回乡后，与花山的归隐文化产生了莫大的关联。其时，花山已有不少人隐于花山，也种梅花、结诗社，他们“逍遥于桑梓之乡，角逐于文酒之会，一旦登高选胜，道性言情”，不过他们不可能真的逍遥洒脱，在心中还是记挂着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他们所处的正是中国近代初期战乱不断的特殊历史时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接踵而至，外侮与内战耗尽国力，也耗着诗人们的心力，“却怜战骨江南北，麦饭何人奠墓门”。黄濬虽没有加入诗社，但也经常去花山吟诗唱和，他们一起忧虑国事，同情百姓，相交莫逆，花山的归隐文化继续写在历史的书卷上。
花山诗派历经五代递延，其诗风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有变化。明初的诗歌，表现出苍劲挺拔、四季不凋、顶风斗雪的情性和刚正不阿的骨气，诗情清雅真淳。他们无仕进之望，有隐士之态。黄濬于公元1866年去世，次年，另一位不得志的人物出现在了花山，他就是“清末海派四杰”之一的蒲华。自从与他相守的妻子病逝，他在台州当幕僚一晃就是十多年，可惜不喜仕途、淡泊名利的他不善应酬，又不喜文案工作，有一天蒲华携带着友人来到花山追寻梅花，想一睹这座充满归隐文化的名山风骨。在花山的梅花庵中，蒲华醉了，在庵壁上写了一首诗：“空山春尽忆梅花，呼伴登楼日已斜。一勺清泉消酒渴，顽僧为煮雨前茶。”可以想象，虽然相去昔日花山吟社甚远，然而“万树梅花挟路斜，傲霜凌雪美无瑕。沧桑衍变浮华去，浊酒清茶逸兴赊”的诗情画意和诗风品格却耐人寻味。与在官僚之间周旋的蹉跎岁月相比，此刻的心境才真正符合他的追求，梅花虽然谢了，但是心中的梅花依旧开着，那种高洁、孤傲，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向权贵阿谀奉承，时刻在他心中装着，并内化为他的伟大人格。他不属于官僚的世界，只有这归隐的世界才是他纵横的舞台。
黄濬去世的这一年，另一个与花山归隐文化有关的人物诞生了，他叫赵兰丞。他母亲曾嘱咐他“莫吃衙门饭”，等到他母亲去世便遵照母命，放弃了仕途。他的家就在花山北面的山岗，可谓日夜吸收着花山的归隐文化，也难怪赵兰丞的母亲会向已经出仕的儿子提出弃仕的遗嘱，也难怪他自己能够接受这个遗嘱。归隐的他们在梅花庵一带遍地植梅并编纂《花山志》，试图将花山的诗和花山的归隐文化进行一次总结。赵兰丞的儿子叫赵立民，赵立民的次子叫赵飞白，也是我们当地的名医，他们家门口有个水井，小时候偶然有点头痛冷热，母亲会带我去那开个小方子，一帖吃下去就没啥事。后来才知道赵飞白的女儿是我先生的高中同学，后来嫁给了我们班的学霸，再后来两人一道去了美国发展，据说是在美国联邦政府从政。再后来上花山的那些诗人身处革命的时代，遇上革命与内战，还有日寇入侵，更不可能置身事外，在亲身经历革命与战争的同时，也都以诗歌表达自己的爱国气节和忧民情怀，延续了花山的诗脉，也为花山的归隐文化增添了新的一笔绚丽。可见花山的归隐文化开在山上的那一片梅花中，也吟唱在花山的诗歌中，更隐在花山诸辈先贤悲壮华丽的传说中。经过周末午后这一番的盘点寻根，我的内心有浅浅的欢欣和深深的依恋。是啊，故乡是生命的摇篮，花山是一杯越陈越香的美酒，是时光老人历经长长岁月的酿造，才使得它如此醇厚香甜，也更容易让人沉醉。
今天的微信日历上说：“ 年轻时把一点点小期待衔在嘴里，以为那就叫梦想。”仔细想来，那时的我所谓的梦想好象也就是要打造一个名叫“花山书院”的乡村图书馆，有庭院、天光和书香，想用书去反哺乡村，打造留守儿童和老人的心灵空间，留住乡愁，也种下希望。因为那时我常想起哲学家西塞罗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有一座花园和一间图书馆，你便拥有一切。”记得博尔赫斯也曾说过：“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当然，直到现在我还有这个小期待，且一直惦记着，只等着自己未来退休后可以告老还乡，去接续营造这个美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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