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本书和由书籍改编的影视作品,感受完全不同。然而我并不同意一种不约而同的评判。这种评判毫无质疑地将文字地位置于影像之上,就如苏格拉底否定文字一样。人类从语言,文字,绘画,摄影,再到将这些手法综合起来的电影艺术,大家倾向于古老的表现方式更加丰富和优雅。如梦幻般的云雾缭绕之中回忆童年,这是一种抵御无常的心理机制。似乎这样,时间这个无时不刻不重生的伙伴,能够停留在某个节点,不再动弹。
前两年上映了一部《七月和安生》,电影比安妮宝贝的原作要丰富、千折百迴和深刻得多。安妮宝贝是我年轻时喜欢的作家,笔下人物快成了文艺青年的标配——棉质衣裙,白球鞋,旧银饰,旅行,摄影,写作,安静的神经质。文学作品就如朋友一样,久久不来往,再相见时,发现自上次分别后,彼此走了不同的路,如今已经是陌生人,如我再读安妮宝贝的感觉。
说这么多,是因为刚在网上看了一部电影,中文译名为《绝恋》,英语是《Jude》——裘德(男主角的名字),电影改编自托马斯哈代的著名作品《无名的裘德》。而看完电影后,我极不情愿地承认,这是一部将名著改编得支离破碎的影片,和《七月和安生》正好相反。当然,对于将名著改成影视作品,向来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举动,就这一点,还是该向导演致敬的。
英国电影《绝恋》——无名的裘德电影试图将书的情节尽可能包含进去,眼花缭乱的剪片,令没有读过原著的人,完全不清楚这个女主角的意图和性格特征,虽然她是大名鼎鼎的演技派凯特·温丝莱特饰演。据说正是这部电影,令她获得了出演《泰坦尼克号》的机会。电影里她美得像尤物,这点和书里相当吻合,应该说演得也不错,只是行为和语言有些莫名其妙,但这似乎不是她能控制的。演员通常是制作流程中的道具,这个流程由导演控制,所以好演员只能在被固定好的框架里尽量发挥好自己的作用。
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最繁盛的年代,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是混搭的奢华,哥特式的教堂,热气腾腾的工业革命等等,当然,还有小说家——狄更斯、萨克雷、勃朗蒂姐妹、乔治·埃略特和《无名的裘德》的作者托马斯哈代……当满载着新技术的列车在英格兰的铁道上奔腾时,拜金主义的思想垃圾积落在沿途,阻碍贫穷的人上车。有一句很励志的话,叫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然而人往往被一种超出自己掌控范围的能力牢牢拖住,心大并不意味着路远。例如影片中的裘德。
裘德是一个乡村少年,和奶奶一起生活,在成年之前,影片是黑白的,瘦削的裘德活像集中营中的少年,连藜藜拉拉的头发都像,差点让我以为是个女孩。这部电影的影像并不出色,当然也不差,我常常迷恋那种动人魂魄的摄影,像《公民凯恩》,苏联的《雁南飞》,香港的王家卫,台湾的侯孝贤等,对于影像或许是太挑剔了些。不过这部电影里偶然也会闪过几个铭刻脑海的片段,如少年的裘德走在田埂上,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上吊着一排大小不一的乌鸦,这个画面简洁有力,寓意丰富,难免令人产生兔死狐悲的哀伤。
少年裘德依依不舍地送自己的老师离开乡村,老师告诉他远方的城市,影片中翻译为“基督寺”城,或者我看过另一个翻译“光与爱之都”。无论是哪个名字都具有反讽的意味,这个城市代表一种虚弱的幻觉和希望,裘德在一遍遍将希望寄托在这个城市时,也是一遍遍将自己的希望渐渐杀死。老师鼓励裘德在朋友玩耍的时候用功读书,天寒地冻也要早起床,长大去“Christminster”上大学,成就自己的梦想。
长大后的裘德在银幕上成长为彩色,梦想在坚持中日益清晰明确。拉丁文,希腊文,裘德埋在书堆里,接着第一个阻力来了,他遇到了他的第一个妻子——杀猪女孩艾比。艾比是个充满生殖力的女孩,野生蓬勃,甚至会在自己的胸间孵蛋,因为认为生育是女人的天性。他俩第一次发生关系居然是在猪圈里,艾比自然酣畅,而一心想成为学者的裘德也抵不过年轻身体的诱惑。艾比假装怀孕,两人结了婚。这实在是个难以持续的婚姻,在裘德帮艾比杀猪后,他厌恶地躲进房间,隔着有花纹的玻璃窗,看着艾比一刀割开猪的腹部,将足有一大盆的内脏揪出体外,他的眼神迷茫,哀伤和痛苦。最后,艾比去了澳大利亚,裘德去了“Christminster”
这部电影在某些价值观上,确实令我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代,无产阶级的盛大光荣,资产阶级的萎缩卑劣。裘德到城里来通过给教堂的石碑刻字换取生活的资金,一边刻苦攻读。那个年代已经有工会组织,裘德和工友们在一起的镜头温暖热烈,坦率真诚,而申请入大学时,代表资产阶级的校方是这样回复的:“根据您的描述您是一名工人,我觉得您这样也能收获成功,通过好好工作,而不是必须上学”电影里通过一次工会的演讲表达这种批判,富人区到穷人区只有五分钟步行路程,为何穷人不反抗?因为富人的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足以说服穷人接受命运。这突然令我联想到印度的种姓制度,无论是否那么明目张胆,从历史来看,都是任何民族和国家不能回避的事实。
裘德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成为学者,一个是爱情,显然这两方面,他的希望都被时代巨大的力量扼杀了,最后,他形销骨立的形象在屏幕上越来越渺小,似乎前方有一条路,但又无路可走。
那么这部电影里最吸引人的应该是另一条主线,裘德和表妹苏的爱情,我看到一些关于这部电影的评价,说裘德和表妹的爱情是乱伦之爱,这是受我们国家的婚姻法的影响,现代社会允许表兄妹结婚的国家很多。而19世纪英国国教允许堂/表兄妹结婚,但有趣的是寡妇或者鳏夫不可与去世配偶的兄弟姐妹结婚。
苏在那个年代是个相当超前的女性,她否认婚姻制度,认为这是政府规定的相爱的许可,如果裘德用那张纸逼她爱他,她马上落荒而逃,所以苏和裘德千辛万苦在一起后,一直没有拿结婚证,以同居的方式生育了两个孩子,还同时收养了裘德和前妻艾比的大儿子。
以同居的方式在那个年代生活,究竟要付出多大代价?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年代的女性地位,一旦结婚之后,女性便丧失了独立的法律地位。她所拥有的、继承的、赚来的都成为了丈夫的财产,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支配她的收入,也不能签署合同或者撰写遗嘱。如果妻子提出通奸的诉讼,丈夫的通奸情况必须随之以暴力或者其他极端情况。基督教要求婚前一定要保持贞洁,婚前同居和通奸的意义差不多,是为世人所不容的。
英国电影《绝恋》——无名的裘德说到这里,我常常感觉自己被宏大的历史掏空,质疑自己自幼在现实中习得的对和错的价值。对和错究竟是人类共同认知的规律,还是少数人的认知对大众的一种灌输,而我们在说独立思考的同时,真的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吗?
正好在看一本传记文学《海的那一边》,写的是关于叙利亚难民的生活。杜娅一家人逃到埃及,那时候埃及推翻刚推翻穆巴拉克政府,穆尔西和他从属的“穆斯林兄弟会”上台,政府对叙利亚难民是欢迎态度,毕竟埃及和叙利亚在历史上还有过联合执政的时期,渊源浓厚,民众的态度也是热烈和温暖的。后来穆尔西下台,塞西政府表现出明显对难民的不欢迎,民众的态度也马上变成攻击,谩骂,抢劫和强奸。当然难民问题是个世界难题,我并不是在这里判断孰对孰错,只是说明所谓的社会对某个问题的评判往往来自少数人的理念灌输,就是被誉为最有思考性的德国人民,二战时也同样被纳粹思想洗脑。在人民生活困苦,民不聊生的时候,也是统治者最容易输入价值观的时候,无论多荒谬。换言之,生存和安居乐业总是人类的首位。
违反现实的价值观要付出巨大代价,裘德和苏的悲剧就是这样造成的。他们不停地迁徙,最后又回到“Christminster”——裘德梦想开始的城市,没有房东愿意租房子给他们住,甚至裘德在教堂刻石碑也被人举报,失去工作,穷困潦倒。不过还好,两人都是坚定的爱情至上者,他们依然相爱,然而苏的一句叹息:我们家的人太多了。被敏感内向,从小寄居在外婆家的裘德大儿子听到。第二天夫妻两人出去找住处和工作,似乎所有的困顿在这一天都解决,苏甚至想着要买几件新衣服了。然而巨大的绝望,在那个房东勉强同意他们寄住一晚的房间里等待他俩,大儿子掐死了弟弟妹妹,自己也上吊了,在门上贴了个字条——因为我们人太多。
苏在影片和哈代的书里是最重要代表进步的力量,她不是圣女贞德式的人物,而是夏娃一样的女性,追随欲望却也犹豫不定。她的矛盾性格至少带来两个男人的痛苦,一个是她的前夫,鼓励裘德长大后去Christminster的小学教师费劳生先生,一个便是始终不放弃,跟随她流转于各个城市之间的裘德。苏具有令每个见到她的男人都神魂颠倒的本领,而且她知道这一点并充分利用。也就是说,具有反抗意识的苏,反抗的工具却是最原始的方式——女人天赋的美貌和小聪明。
苏在现在的网络语言里是要归类为“绿茶婊”之类,而我对这样的判决性词汇向来敬而远之。除了绝对的人类要共守的规则外,每个人都是一种存在,而我们去解读历史解读个体,不是为了做个判官,而是吸取自己可以成长的营养。对于人生,除了成长,我真找不出还有另外什么意义。
苏不光对婚姻制度有自己的看法,对待性也是一样,她讨厌被性覆盖的爱,认为爱情不应该被性玷污。然而在她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这两条法则随时都会改变。
苏和费劳生不告而别搬到梅尔切斯特,因为费劳生可以资助她上师范学校并找到工作。安定了她给裘德写信要他来看她,雨夜从学校跑到裘德的住处。暧昧的场景下,裘德问她是否害怕和一个男人独处。她说她不害怕,因为除非一个女人用眼神和微笑表示愿意男人才会碰她。这是一个多么熟谙男人心理的女人啊,她说的如此从容不迫,让那个曾经在猪圈里释放荷尔蒙的裘德心甘情愿地做了柳下惠。
夜不归校被发现了,学校要除名苏,除非苏和裘德结婚。裘德告诉苏自己的第一场婚姻还没结束,虽然多年和艾比不相见。苏转眼就嫁了了费劳生,解决了她的社会危难。
苏和费劳生结婚去了夏思顿,又给裘德写信表示自己的后悔,央求裘德不要放弃。裘德追到了夏思顿,两人的爱情终于冲破了一切,费劳生痛斥了两句,绅士般地放他们走了。
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苏发表了她对婚姻的看法,也就是她不愿和裘德结婚,因为爱情。事实上剧终时通过苏和裘德在墓地的谈话里知道,苏和费劳生的婚姻一直都还在,在他们的孩子悲剧性地死亡后,苏的选择是回归上帝回归她和费劳生的婚姻。我们再来看看苏对待爱和性的态度。她和裘德终于有情人在一起了,却始终不允许裘德的亲密行为。她说她是希望他们的爱情更完美,裘德只好表示尽量理解。然而在裘德已经离婚的前妻艾比来找裘德时,苏马上用性挡住了他们的见面。而这次见面,艾比是为了把儿子托付给裘德,裘德不知情的儿子,一直在艾比的母亲家长大,直至外婆家不能再负担。
影片最后,裘德对着苏离去的背影大喊:这世界上没有人比我们更像夫妻。
英国电影《绝恋》——无名的裘德和裘德的专一坚定不一样,苏是个相当复杂的女性。年轻的凯特·温丝莱特把苏的美丽、任性演绎得实在到位。但其复杂的心理过程,在书中可以用文字描述,而电影只是不停地切换展现书中的情节,所以书中关于苏代表进步的主题,一个是婚姻一个是性,都表达得仓促和暧昧不清。令没有看过原著的人有雾水般的感觉,而苏的矛盾性格更是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和苏不一样,裘德到最后都没有放弃他的希望。哈代的书展现了时代对于小人物命运的吞噬,如果我们理解这是一场纯粹的悲剧,我认为是辜负了哈代的愿望。在维多利亚那个英国的盛世,哈代抨击社会的丑恶,试图敦促社会的进步,裘德和苏更代表一种火苗的意义,即便自我熄灭,也许燃烧了其它的火种。
或许会有说法说哈代这是蚂蚁撼树,裘德和苏是失败者的形象。然而哪一个时代不需要知识分子有这种蚂蚁撼树的勇气吗?很多人质疑许知远的质疑,其实是不清楚许知远究竟要质疑什么。他质疑的是这个时代缺乏的蚂蚁撼树的知识分子情怀,和广泛流行的犬儒主义与拜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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