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的孤独，总好过在一地鸡毛的婚姻里委屈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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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这个世界，对女性总是苛刻的。

男人优秀到极致，可以为王侯，为将相，乃至黄袍加身取而代之。而女人优秀到极致，却只可以做一个“剩女”，绕是武则天或者慈禧，也是要先嫁人的。

世人多说剩女高不成低不就，殊不知，这是时代之殇。

太过触目的女人，向来不太被赞成。按照套路，她们的一生，即便闹腾到万众瞩目，举世皆惊，一颗芳心终归要安放到一个男人手中才算数。

但早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满清，便有一位吕碧城高调彩衣大触世目：

论容貌装扮，她人如其名，颇具侠气。发目浓重，颇有水墨渲染的笔致，眉梢嘴角又凌然若寒冰，可谓美艳有如仙子。又常穿欧式长裙，头戴翠羽，胸秀孔雀翎，一派妩媚风情。

论才气素养，则胜貌一筹。5岁便语出惊人：“春风吹杨柳，秋雨打梧桐”；12岁作画写词：“恨不到青闺儿女，剩一腔豪兴，写入丹青闲寄”；21岁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23岁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校长。

论胆识魄力，亦是巾帼不让须眉。29岁，辞去总统府秘书一职，下海经商，成为一代巨富。一人游学欧洲数年，被称为“北洋女学界哥伦布”。

论头衔名号，又当属民国之最。与秋瑾齐名，号称“民国南北二女侠”，更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

在百花齐绽的民国，她是当之无愧的花魁。在她身上，集中凸显了现代剩女的所有特质并加以无限放大：才华、美貌、地位、财富，以及骄傲与自尊。

在千娇百媚的名媛中，她俨然一个特例：富有不因为家庭，闻名不因为爱情，才华横溢不因为作家。

正如那句“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这一朵名花，艳丽决绝，所遇追求者众多，却独身终老。究其一生，纵情恣意，看似在反套路而行，却活出了一个女人最骄傲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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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吕碧城出生于安徽旌德的书香门第之家。

其父吕凤歧，为光绪三年进士，曾任山西学政、国史馆协修。其母严士瑜，也非等闲的闺阁女儿，出身于官宦世家，行事有胆有识，于诗词文章颇有造诣。

不读书，毋宁死，吕氏家族可谓嗜书如命。据传，家中藏书三万余卷，而一门四个女儿不止琴棋书画信手拈来，平日里酬答唱和的劲头也丝毫不逊于男子。

在经史子集中长大的吕碧城，与这些书，更是彼此都没有辜负，自幼即有才藻名，工诗文，善丹青，能治印，并娴音律，词尤著称于世。

12岁那年，她写了一首词：“绿蚁浮春，玉龙回雪，谁识隐娘微旨？夜雨谈兵，春风说剑，冲天美人虹起。把无限时恨，都消樽里。君未知？浸把木兰花，谈认作等闲红紫。辽海功名，恨不到青闺儿女，剩一腔毫兴，写入丹青闲寄。”

这首词不仅引得远近争相传诵，更写出了她一生的劫语，年纪虽小，风骨已露。 在此之前，吕碧城的字典里，没有苦难一说，更不曾遭遇坎坷。

但厄运却早早潜伏在暗处，一触即发。

同年，吕父因病去世。这个温然安和的家，一瞬间，山雨欲来。所有家产皆被族人霸占，母亲与妹妹被匪徒强行幽禁。

面对一夕倾覆的家，吕碧城被迫用一生对抗自己的12岁。

她四处告援，向父亲的朋友、学生写信求救。被她临危不惧的胆识与情词恳切的书信所打动的各方人士，慷慨地施以援手。政府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插手干预，事情终于顺利解决，吕母安然度险。

几番波折，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而吕碧城，以幼女之身，力挽狂澜，可谓名声大振。与此同时，早已订婚数年的未婚夫汪氏也找上门来，以吕碧城今非昔比为由，老实不客气地提出退婚。

未拔剑，转身已是江湖。终究还是一个大男子主义弥漫的时代。

这种单方面的毁约，在当时，是一种羞辱式的噩梦。顺着时代的轨迹，吕碧城已经处在风口浪尖上，注定要在同乡的冷眼与白眼里，渡过万劫不复的一生。

对于认命的人来说，自当如此。但偏偏，吕碧城是不认命的，好在命运也肯帮她。

当时，在吕家已无立足之地的严氏，面对对方的无理要求，索性坦然应允。之后，携带女儿投靠了在塘沽任盐课司大使的哥哥严凤笙。虽然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但更得风气之先的塘沽，还是让吕碧城跃身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她在塘沽安稳顺遂地生活了7年。1904年，听闻官署里有位秘书的太太要到天津去，吕碧城便动了与此同行，探访女学的心思。

这一举动，让身为小吏的舅舅大为光火：女子有才已是无得，又怎么可以如此出格？

但生性刚烈的吕碧城又怎会屈服，离家出走就是最好的方式。

没有犹豫，没有顾虑。不带行李，身无分文的她毅然踏上了去往天津的火车。

那一年，吕碧城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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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有很多忽然觉醒的女人，或者离异逃婚，或者离家出走。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里，她们这样单凭一腔孤勇的架势，无济于已经确定的命运。

正如一贯清冷的鲁迅在易卜生结束的地方开始的想象：摆在娜拉面前的，无非是两条路，要么回来，要么堕落到妓院里去。

在世俗对待女人的冷眼里，仓匆出逃的吕碧城，没有无奈地归来，也没有堕落。相反，她开辟出了一个新天地，特立独行地走过一生。

在那趟开往天津的火车上，吕碧城第一次接受了命运的橄榄枝。她邂逅了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两人一见如故，不但帮她买了车票，还解决了一应吃住。

抵达天津之后，吕碧城连夜写信给《大公报》馆的方太太谋求差事。非常凑巧，这封实属无奈的求救信落入了《大公报》主编英敛之手中。一手飘逸的字体，满腹的才情，让他遥生好奇之心，遂与妻子一道上门拜访。

那一场见面，对当事人来说是具有传奇意味的一幕开场戏。

英敛之惊讶于她的出尘之美，清新俊逸，又别开生面。而丰盈脆弱的吕碧城，正热烈地期盼着一个保护者。

一夜畅谈之后，一切顺理成章。英敛之安排吕碧城与妻子住在一起，让她有一处安身之所。亦大刀阔斧地决定，聘请她为《大公报》的女编辑。

第二日，《大公报》刊登了吕碧城做的一首《满江红》：“晦暗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涕发狂言，君休讶。

幽与闲，如长夜；羁与绊，无休歇，叩帝阍不见，愤怀难泻，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叹蛙居井底愿頻违，情空惹。”

英敛之以夫人之名附上跋语，称之为“极淋漓慷慨之致，夫女中豪杰也”。

初出茅庐，即用前卫思想震慑于世的吕碧城并未就此停歇。家中一夜破败，又历经退婚风波的她，知道女性自身在社会中毫无地位可言。于是，在唯有男人才能涉足的公共社交领域，她连续发声，义正言辞：“民者，国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  

封闭保守的年代，这声音仿佛雏凤清鸣，一震千里。一股女子解放的势潮，一腔率直刚正的心性，以及横刀立马的气概，让她快速登上成名的列车。

一时间，绛帏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

在津门名流的饭局之上，吕碧城契合了高等社会精英男性心目，理想的女国民形象。作为女人，她尖锐，亮烈，然而也不乏妩媚。作为词人，她并非身处闺阁吟风弄月，而是有着悬崖矗立千年的孤绝和气魄。

于是，她以女儿之身，自由出入于男性专属的社交场所，大方地与他们谈笑风生，唱和诗词，品茗论棋，成为清末社会的一道奇景。

万众的瞩目，以及诸多上层精英男性的崇拜，让她的事业生涯绿灯大开。

1904年，吕碧城出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监督，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位女校长，并一举冲破束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1912年，凭借与袁世凯的旧交，出任总统府机要秘书，后又担任参政一职。

1915年，因看不惯政坛丑恶，携母亲移居上海，转入商海打拼。

通达的人际脉络，绝美的公关面孔，超强的经营智慧，让她完成了从政至商的华丽转变。仅仅三年，吕碧城再一次以上海滩巨富的身份威震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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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在动荡纷杂的时代，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她生逢其时，如鱼得水，大开风气之先：出入唯用汽车，走红毯必着晚礼服，至于装扮更是头插孔雀羚，令人触不可及。

那副极尽招摇，随时都是一副开屏的姿态，不知让多少男人肾上腺指数飙升。

在正常人的习惯及逻辑中，一朵名花，紧接的，就是有主。但偏偏，在爱情这件事上，吕碧城有着非乎常人的清醒。

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津坊间流传最多的便是吕碧城与英敛之的花边新闻。

英敛之

无疑，他是她事业生涯上最有力的幕后推手，也是堪以“知己”相称的文化名流界。和妻子感情一向甚笃的他，在与吕碧城的接触中，竟然败下阵来，生出了异样的情感。 日记中，他不止一次地自叹：“怨艾颠倒，心猿意马”。这番痴狂就连他的妻子也察觉到异样，不惜放出豪言：誓要奋发进学，不落下风。

对此，吕碧城采取的态度是：没有任何非分之想，亦没有回应。

她感激于落魄无助时，他的大举提携；急需人脉时，他的搭桥牵线。但是，也仅仅止步于此。

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势必不会离婚。一个除旧革新的新女性，不可能委身做妾。当襄王有梦，神女无心，英敛之走多的那一步，打破了知己之交的平衡点。数年之后，两人凶终隙末，成为路人。

吕碧城的克制冷静，不仅仅是对英敛之，更有送她扶摇直上九天的男人，号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

袁克文

作为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不仅儒雅清秀，一副风流柔弱的气质，性情上也颇有贾宝玉之风，不喜仕途经济，独爱红粉佳人。

自从因吕碧城的一首《晓珠词》结缘后，两人便惺惺相惜。此时的袁克文，小她七岁，且早有妻室，但两人并不避嫌，依旧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柏拉图式交往——仅限于诗词唱和。

这番唱和，引起了一些好事之人的猜疑，甚至袁克文的哥哥，袁克定的连襟等人也想要成他们的好事，但吕碧城却用一句“袁属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场中偎红倚翠耳”，将这段关系盖棺定论。

事实上，工书法，善丹青的公子哥儿，的确是风月场中的老手，对于世间有美有才的女子，都有一种自发的怜惜。他离世之际，多达四千余人的送葬队伍中，另有千余美女自行组成的方阵。她们自愿地系上白头绳前来哭奠守灵，每人胸前都佩戴着袁克文的像徽。

到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吕碧城确有一双火眼金睛，可以一眼看穿锦绣背后的真相。

面对世人不解的议论纷纷，与朋友们的百般操心，她放出言论：“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只有以文学自娱耳。”

清醒孤傲如吕碧城，从不骗自己将凡人当天人。她不盲从，不摇摆，不随波逐流。因为，她清楚的知道，爱情那个稀罕东西，岂能人人都有？遇上了，固然好。遇不上，也没有关系。

旁人叹其清高孤傲之余，细细琢磨，也实在找不出可以与之匹配之人。便纷纷合起伙来做做护花使者，虽然止步于朋友，但总可尝到常人难以尝到的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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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独孤求败似的飞扬跋扈，如阳春的花事一般肆意烂漫，却是一个女人自有的底气与绝佳的姿态。

没有匹配的良人，单身又何妨？骄傲的孤独，总好过在一地鸡毛的婚姻里委屈求全。

没有男人，没有婚姻，她将自己的生活打理的很好。办女学，做生意，求学美国，游离欧洲。

1918年，吕碧城赴哥伦比亚大学故事。四年后，归国。

1926年，她再度只身出国，游历欧美。她的人生进入另一个阶段，顶着战乱纷飞的繁杂，将自己半生的经历写成《欧美漫游录》，先后连载于北京《时报》与上海《半月》杂志。

世间无人能懂的繁华与寂寞，落到她那里，统统成了故事。

这故事，演绎到后来，成了举座皆惊的“不解”。

或许是人生太过于丰盈，心中抱负超出了那个时代。也或许是多年战乱中的游离生涯，让她看淡了一切。

1930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佛门，法名曼智。此后的日子，无论定居于瑞士，还是取道返回香港，她皆闭门念佛，不问世事。

1943年，61岁的吕碧城病逝于香港。

临终前，她将所有财产系数布施于佛寺，并且作词：“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

而她的遗嘱：火化，将骨灰和面为丸，投入大海！

一切，都是大开大合。一切皆空。

后人谈之论之，仿若她是民国第一剩。殊不知，着最闪的衫，行独行的路，看最精彩的风景，她是自动选择孤独的女王。

又仿若，什么都没有剩下。殊不知，万物归心，她是与众生签就了一份终生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