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赋

        关于赋的解释，历代层出不穷。郑玄言：“赋之言辅，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钟嵘言曰：“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孔颖达曰：“《诗》文直陈其事，寓言写物，赋也。”朱熹言：“赋者，敷其事而直言之也。”诸家之说，并无异词。

        刘勰的《诠赋》以论汉赋为主，首先讨论了赋的来源，然后论述汉赋的发展流变，文章的最后提出了作赋的原则和要求，体现了文学的创作、审美、作品三个方面，体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对后世作家的创作具有切实的实用价值。

        赋起源于《诗经》，深受古代诗歌的影响。赋最初并非是一种文体，而是《诗经》中的六义之一，与比兴并称的一种表现手法。作为一种表现手法的赋，诸家对它均有解释，基本上都指出了“铺陈直叙”的特点。刘勰在《诠赋》开篇指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关于赋的渊源问题，刘勰沿袭了前人之说，与此同时，把文体之赋的主要特征概括为“铺摛采文，体物写志。”

          在刘勰看来，以“体物”为主的汉赋其“铺采摛文”的特点取自《诗经》的赋法，这也指明了赋体文学与诗经赋法之间的渊源关系。《诠赋》曰：“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赋。”此处借用《国语》，指出其吟诵古诗之义。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争霸，极大地推动了各诸侯国之间的交流，各地由于语音差异方言交流困难，《诗经》就成为了一个交流媒介，故有不学诗无以言的说法，《诗经》的地位便极高，推动了赋诗言志之风，相对歌诗而言，停留在诵读的层面，而这与赋体文学只诵不唱具有共同之处，一定程度上赋诗的风气推动着诗经的赋法向赋体转变，淡化了歌唱。

        赋体发展于楚辞。《诠赋》扣合楚辞，写道：“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楚辞中“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以巫觋扮诸神，再现一些神话故事，这些均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得作品带有风格绚丽的浪漫色彩。

        汉赋中虚构、夸饰、铺张等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正是本承楚辞而来。楚辞注重藻饰，文辞雍容华丽，铺张渲染相较于诗经赋法已大大进步。如果把《拓魂》中描写楚地起居环境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中对山泽、宫苑等描写，能够较深地感受到汉赋与楚辞间的师承关系。

      《诠赋》把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论述了汉赋的发展流变、主要特征及创作风格。在论述汉大赋题材和内容中指出；“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扬雄《甘泉赋》、班固的《两都赋》等均从题材上属于“京殿苑猎”之类，极具典型性。

        汉赋的产生及其选材与创作风格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汉大赋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内容庞杂且题材丰富，倘若写皇宫帝苑、疆城边界总会体现其辽阔广大；楼台高阁也会极力突出其高峻；草木禽兽，货物珍宝亦极力夸张其数量之多，通过极力宣扬与铺陈突出其“义尚光大”，从京殿苑猎题材的汉赋，可以感受到汉朝经济的繁荣以及“大一统”下政治的清明，文化的发达，体现着大国的威严与气魄。

        汉代是一个繁荣稳定的封建王朝，至汉武帝期间更是国运昌盛，当时人的心理亦会有极大民族自信心，折散在作品中就有一种阳刚崇高之感。当然，汉赋作者对帝王政治上的缺失与生活上的娇奢亦会讽刺与劝谏，但这种既美既刺的内容在全篇所占比例不同，大多数汉赋全篇的主体部分为歌颂，收尾含蓄地表现怨刺之意。

      《诠赋》将汉赋艺术表现概括为“铺采摛文”与“蔚似雕画”，要体现汉赋内容的“体国经野”，就需要华丽的辞藻、多种修辞极力铺陈，方可撑起汉大赋磅礴的气势。

        扬雄曾晚年反思辞赋的社会功能，认为赋家之赋虽从歌颂王朝之盛归于讽谕帝王的现实行为，但读者感受到的却主要是赋的气势与华美而不是作者的讽谕，欲讽反劝，赋的创作不过是壮夫不为的童子雕虫篆刻。罗根则先生说的“无奈汉人虽赏识它的优美，而又薄弃它的无用，所以不得不承受 ‘美刺’的领导，装上‘讽谏’作用。”能够很好地反应刘勰观点中的矛盾。

        汉代文人以辞赋表现自我情怀和社会景观，也在铺陈夸饰中展现自我学养与艺术魅力，使得两汉辞赋在文法上独具光彩，引导其后辞赋给人美的感受，对于汉赋，我们应该用辩证思维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