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高考恢复40周年，很多人按照这个时间倒推，认为十年文革浩劫期间没有高考，其实在这十年当中是有过一次高考的，有且仅有一次。当时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戏剧性复出，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1971年开始实行的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工作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极为重要的“文化考试”的内容，这就是1973年的全国高考。
遗憾的是，这次试图恢复用知识和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却因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被扼杀了，导致整个高考又延迟了四年才正式恢复。
1973年6月30日，辽宁省兴城县的大学理化考试考场上，一名二十来岁的男子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填自己会的，却发现只有三道题认得自己。眼见着试卷上大片的“无人区”，暑热和静谧考场反衬出沙沙写字声让其有些焦虑。过了半晌，闲极无聊的他环视考场一周后突然灵机一动，将那张印满试题的一面翻过来，在试卷背面的空白处像其他考生一样俯下身子奋笔疾书起来：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
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写到这里他满意吐出了一口气，然后利落的填写了落款： 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当他颇有些得意的离开了考场，却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个有些玩票性质的举动不仅仅将自己的命运抛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旋涡和转折之中，也短暂的改变了高考历史的走向和很多人的命运。
十几天之后，《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略显神奇的一幕其实是押宝四人帮，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一手包装的“炮弹”。
8月20日炮弹升级，《人民日报》也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其后，《红旗》杂志等也纷纷转载，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反潮流“白卷”英雄。
当然所谓的"白卷"只是一个代称而已，张铁生其实从未交过白卷，他的考试成绩为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起码这些分数可以羞答答证明他的那封信的内容是多么的言不由衷和欲盖弥彰。
而他一夜成名所造成畸形后果是导致当年学生考分越高越是没有学校敢要，被录取者多是成绩平平甚或中下者。无数知识青年的“大学梦”在瞬间变得支离破碎，一切又跌入阶级斗争的深渊……同样参加过那次考试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当年报考清华大学的他，在那次考试中数学拿了满分100，其它科目成绩也都相当不错，在他所属的京津唐考试片区排名第一。清华大学还专门派教师到工厂找沈志华谈话。“那会儿我就觉得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沈志华说，结果“白卷英雄”张铁生使择优录取的规则倒了个个儿，“考得最差的被录取了！”沈志华一把火把曾做过的数理化习题本全烧了，决定改学文科，想搞清楚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而张铁生显然是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的，作为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子（棋子），张铁生扶摇直上，1973年他不但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两年之后，他还在第四届人大当选常委，获得江青、王洪文亲自接见，并于1975年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一介平民短短两年中平步青云，誉满天下，真可谓烈火烹油，红得发紫。
面对这样的巨大的改变，他其实并非那么心安理得，甚至直觉上保持着一种危机感，1975年，他曾在一次报告中说道：“现在我在政治舞台上讲演，很可能有一天把我推到历史审判台上批判，这是我早就考虑到了的。”
还真让他自己说着了，就在该报告做完的一年后，1976年10月张铁柱被撤销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更是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从1976年算起。于是，张铁生就在辽宁省凌源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日子。
风云流转，已过不惑之年的他见到监狱外的天地时已是1991年，经过改革开放的大潮洗礼，真可谓是换了天地。
刚刚出狱的他甚至连传呼机和大哥大都不认识，他自卑，他绝望，可是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神奇，也就在这一年，他在当年插队，考试，发迹的辽宁省兴城县和沈阳农业大学的董礼平完婚，而这个女人，成了他下半生的贵人。
正是在她的介绍下，张铁生才能认识金卫东，自己妻子的学生，并通过此人完成了一个由有前科的普通人到初入饲料行业的打工仔再到成功创业者这样一个充满励志的华丽转身。
他在一家比较大的饲料公司里打过杂，做过销售还撑起过一个办事处，后来因为利益问题出走，不久这个办事处也因为效益不好撤销掉了，之后他作为合伙人与金卫东等人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在此期间他除了继续负责销售，精通了电脑，还成了饲料配方方面的专家，研制出自有的饲料品牌。
之后，他的人生再次开挂。
据媒体报道，1995年6月18日，金卫东等人在沈阳正式注册成立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改为集团公司）。1998年初，张铁生所在的饲料公司正式并入其中，他以参股10%的形式，进入禾丰公司的管理层。当时53岁的张铁生除担任集团公司商政总监外，还兼任监事会主席一职。
2012年5月17日晚间，证监会官方网站发布10家企业招股说明书，禾丰牧业位居其中。而在禾丰牧业400多页的招股说明书中，张铁生为公司第五大自然人股东，持有3200多万股。
2014年7月30日，禾丰牧业（732609）在上交所正式发行。禾丰牧业招股书显示，张铁生以3224万股持股，居公司第六大股东之位，其持股量占发行前总股本的6.8%。同时，张铁生还是禾丰牧业最主要的7名发起人之一。禾丰牧业的发行价为5.88元，仅以发行价计算，张铁生的身价就达到了1.89亿元。
经历了两起两落之后，这个背负着“白卷英雄”光环和罪责的男人在世人面前更加晦暗不明，而他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当年是做错了，据金卫东在作名为《人生何处不精彩》的演讲时透露，张铁生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毛主席遗像前三鞠躬说，“我一生追随您老人家，您错了我就错了，您没错我也没错”。
2012年，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的徐小平，在微博上称，从1972年到2012年，张铁生的人生40年，“是中国青年奋斗出头的微型景观。”“他当年交白卷是个投机英雄;后来被政治利用成了反潮流英雄;再后来被判刑成为‘背时英雄’，现在通过个人奋斗成了‘财富英雄’”
1972到2012，是张铁生人生的40年，1977到2017，是恢复高考40年，张铁生跌宕起伏的人生悲喜剧，也许就是整个时代环环相扣中的阴差阳错和起承转合。
“一个时代的悲剧，是否需要一个年轻人用青春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人愿意给出答案。”金卫东曾经这样说过。
张铁生心中会有自己的答案吗？我们不清楚，但是他和褚时健一样，都是打着深深时代烙印的人，对还是错，值得还是不值得，也许连历史都无法回答。
然而这更印证了那句话：时势造英雄。时也，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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