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文章要像车一样，阐述道理、弘扬精神。这说的是文章的思想。文章并不只是一个个文字的组合，它是有目的的，有方向的。大的目的可以是讲述宇宙、天地、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如屈原的《天问》，以人之口问天地之来历，宇宙之起始，小的目的可以是讲述一国的兴亡，如贾谊的《过秦论》，以秦王朝之兴衰，阐述仁义所以安国的道理。一篇优秀的文章，必定是有其思想的，“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没有思想的文章哪怕辞藻华丽，也不过是一辆装饰华美而百无一用的车子，注定只能随时间的流逝而被人遗忘。优秀的文章，其思想确有大小之分，但是没有高下之别。如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以病梅入手，探讨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固然立意深远，着眼大局，但这并不代表它比诸葛亮呈明个人殷殷希望和赤胆忠心所做的《出师表》更加高明。家与国，个人与整体，细致入微或高屋建瓴，从来只是着眼点的大小不同，文章不以此论优劣。
“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这说的是文章的结构。一篇优秀的文章，其结构像高楼之地基，裁衣之针脚，牢固严密，耐得住推敲，即使所言众多，仍然详略得当，层次井然，浑然一体。论结构则必谈《史记》，上至王侯将相，先秦诸子，下至游侠刺客，食客商贾，其刻画人物用字简练而传神，言精而得当，事杂而行文不乱，所以才能记述者众而个个都栩栩如生，不愧“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再如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由远及近，由景及情，由实入虚，详略得当，层次分明，首尾呼应，结构浑然，脉络清晰而自然，可谓“形散而神不散”，散文大家之名不虚。
“若夫绝笔断章，譬乘舟之振楫；会词切理，如引辔以挥鞭。克终底绩，寄深写远。”这说的是文章的辞句，就像举浆划船，挥鞭驱马，需要与内容互相配合。辞藻有华丽和质朴两种。华丽者如王勃《滕王阁序》，洋洋洒洒，气势非凡，对仗齐整，引经据典，富丽典雅，妙笔生花，其行文用辞，堪称绝唱。质朴文章则最爱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精致优雅，清新朴实，随想随写，不拘篇章，与平淡中见味道，与直白中见睿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尽去枝节，少说废话”。辞藻风格因人而异，也因文而异，重要的是与内容的相互搭配与协调。
评论一篇文章的好坏，历来都依据这三点。但是现在，“聪明”的人们有了第四个标准：有用与无用。能够教会自己如何穿衣打扮的，这是有用的好文章；教人如何说好听话的，是好文章；合我心意，一解我心头愤恨与猎奇的“高论”，这也是有用的好文章。而坏的文章，则是那些于我毫无作用的东西。讲诗词歌赋，不如发家致富；谈情操道德，不如买金炒股；论理想政治，不如看楼市、学话术。文章的好坏不在于什么载道、结构、辞藻，全在于我，在于对我是否有用，在于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实用好用的技巧和办法，在于是否发乎我情、合乎我意。这是所谓“文学的大众化”，“艺术的平民化”，“话语权的下移”，“难得的公众参与”。有用的就顺乎民意，点赞打赏，推上高台，分享给更多的人，没用的也顺乎民意，匆匆浏览，然后任它沉没，不复天日。于是，“民心可用”，有用的文章便越来越多，有用的“文人”也越来越多。
鲁迅曾有《文坛三户》一文，曰：文坛有三户，破落户，暴发户，破落暴发户，使中国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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