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的班主任老师,我能记住名字的只有两位,一位是胡桂玉老师,一位是宁荫华老师。胡老师是我在空军西安工程学院子弟学校时的班主任,后来也和袁叔叔一起来到夏官营,再后来又去了宁夏银川。宁老师是我到夏官营之后的第一位班主任,教我们语文课。
1970年春,我从西安转学至夏官营,分在宁老师的班,读五年级。一进教室,发现这里的课桌竟然无抽屉,就是几个木框支起了一块桌面,书包就挂在桌角上。第一节课我单独坐一张桌子,上课后,一位身材瘦小的男同学挪了过来,自我介绍说他叫邢战军,也可以叫他邢阿四。阿四是从西安机场小学转来的,当时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来自西安机场小学。热情的邢阿四说话很“娘气”,为人很“江湖”,他把从机场小学转来的学生一一的说给我听,记得有李国群、白诚、陈克景、覃彦、章一平、谢晓雯、王全胜。他告诉了我班级里很多很多的“秘密”,譬如宁老师很厉害,陈克景是老资格,在机场小学时就是班干部,现在还是学校红卫兵总部的委员。他让我特别小心二肥,那是王全胜的绰号,二肥打起架来拳头特硬。阿四给我说这些的时候被宁老师训斥几次,最后被轰到教室门外罚站。下课的时候我又知道邢占军有个孪生弟弟叫邢战武,在另一个班级,人们习惯称呼他俩为阿四、阿五。邢战军家和宁老师同住司令部一号楼,他说他不怕宁老师。
刚入学几天,学校就组织我们走出校园,站在地头上,给田里劳作的农民宣读“号外”,“朗诺、施里玛达,西哈努克,柬埔寨......”,我们带着和农民一样似懂非懂的表情,轮流朗诵着这些陌生的词句。回来后宁老师表扬我读得好,字全认识,口音一点也不“陕西”。
班主任宁老师教语文的同时还要求我们写大楷字,每个字写一行,每天写一页,而且不许用描红本。这对于那些从西安机场小学转来的同学来说,三年级就开始写大字,可能不算什么难事儿。可是此前我连毛笔都没摸过,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俗话说笨鸟先飞,俺就每天多写,别人是一个字写一行,俺就来个一个字写一页,别人写一页,我就写两页。可若是不得要领的话,写的再多,还是笨鸟。
宁老师批改大楷作业是在字上划红圈,画上红圈的就是好字,俺的作业本里从来没被划过圈。一日,庞军同学到家里来找我玩,正逢我在写大字,他就在我的本子上每页写一个字,让我照着比划。第二天,我的大楷本上居然也出现了红圈,而且每页都有红圈。可翻来翻去,圈里的全是庞军写的“样字”。慢慢的我就泄了气,泄气后就放弃,直到今日,庞军已经成了书法大家,我的毛笔字还是菜鸟。那年到深圳,看到蔡雁辉同学展示的一手好字,煞是羡慕。俺当时想,退休后,俺也要好好练练字,不能辜负当年宁老师的教诲。呵呵,如今退休十年了,毛笔还没有摸过。
宁老师还要求同学们写日记,每天都要写,写真事儿写实事儿,每天至少两句话,还要上交检查。写日记,还要公开,那不就是如同今天的微博吗?凭这前瞻性,咱真得佩服五十年前的宁老师。对我来说,写日记要比写大楷容易许多。俺每天都能写下半篇儿纸,而且不是应付,估计猫的文字功底就是那时练就出的。一天,在上学的途中,俺突然想到头天忘写日记了。情急之下,就趴在服务社的窗台上,补了一篇日记:今天上学时,风很大,人们都在跑,....
踩着上课的铃声,我跑进了教室,把日记本交到前面的讲桌上。坐到座位时,心里还忐忑不安,今天的日记真是太应付了。没曾想第二节语文课,宁老师竟在班里表扬了我,说我日记写的真实,“这天风确实很大,同学们来晚了,都在跑”,宁老师又拿袁艺同学的日记举例,“你说‘白虎山上红旗飘,宛川河畔歌声亮’,有这事儿么?”哈哈哈,班里大笑。兰空大院西边的那座山叫白虎山,夏官营铁路北边的那条河叫宛川河,但没有红旗飘,歌声也不亮。
后来宁老师说,因头天晚上都在大操场看电影的缘故,那天有十几个同学没写日记。宁老师宣布,以后班里的日记本由我负责收。呵呵,这差事相当于大学的课代表啊,从那时起,猫在班里管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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