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折叠》中的社会构想实际上是社会分层体系的一种体现。“折叠”后的北京被分成了三层空间，分别对应着社会的不同阶层。这种对阶层的划分是以劳动力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来衡量社会个体存在的价值性，并根据这种价值性的高低划分空间层次，分配所得时间。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的人工成本不断上涨，而机器成本却不断下降。生产力的进步带来了劳动生产总值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失业人口。在这个折叠社会中，垃圾处理本可以用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机器人来代替，但这就意味着像老刀这样的底层垃圾工就失去了工作，一大批底层人民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此外，在第一空间的决策者眼中，这些底层工作者从事的职业对于整个社会并未创造出比重相对较大的社会财富，但他们占据着整个社会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反而会消耗掉大部分社会资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指出这种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和人口的几何型增长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因此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解决这种可能随时爆发的冲突。
因此折叠社会提出，最好的解决模式就是减少一部分人的生存时间，同时给予他们本可以用科技代替的工作。这样一来，在单位时间内劳动生产力较低的那部分人拥有的生命时间更短，因此消耗的社会资源就更少。空间的隔绝也使通货膨胀无法影响到第三空间的人民，因为货币流通环节出现的问题足以被高权力阶层和高收入群体所消化。同时，权力拥有者通过人为减缓技术的普及进程、给予底层工作机会，解决了社会的就业矛盾。因此这一社会构想在折叠城市中规避了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抑制了社会冲突的产生，但这种矛盾的解决却是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
折叠社会中的社会分层体系在本质上体现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的不平等性。韦伯认为，社会的这三大领域可以从财富、声望和权力三个角度来进行综合考察。他认为人们在追求社会地位时，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标准。
在经济秩序方面，社会地位由财富的多少来决定。根据社会财富，可将地位群体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即阶级就是指一批在经济状态上相同或相似的人群。同一阶级的人在商品市场或劳动力市场上拥有的市场购买力大致相同，他们拥有的物品和收入也相同。在折叠社会中，三层空间在经济秩序上体现出了明显的差距，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和资源相差巨大，产生了一条无法量化的鸿沟。第一空间的五百万人拥有最多的财富，第二空间的两千五百万人次之，第三空间的五千万百姓则同他们居住的空间一样，处于经济的“下等地位”。老刀每个月拿着微薄的薪水，这辈子都没有见过面额一万元的钞票。20万元对于第二空间的居住者秦天来说只是他两个月的实习薪水，而对于第一空间的依言来说则只需要两周。在第三空间人们的世界里，回锅肉和水煮牛肉是他们可以吃到的最好的菜，平时则只能用炒面或炒粉来填饱肚子。老刀回到第三空间之后给自己的奖励也只是“奢侈”地加了一份肉丝的炒面。
实际上，现实的经济秩序远比简单划分层次更复杂，因为阶级内部也可能存在着经济地位的分层而分成不同等级。在第三空间中，社会也存在着财富占有的明显差距。老刀的女儿糖糖上幼儿园的机会也被收入所支配，好一点的幼儿园的名额早被人用钱买断，这个社会“从一开始就是钱买机会”。
政治秩序有时也决定了社会的法律秩序，即社会的决定权掌握在谁手中。根据人们是否拥有权力以及权力的大小来划分，可以将社会成员分为不同的权力等级。所谓权力，在韦伯看来，它意味着实现自身意志、无视他人意愿而支配他人的能力。也就是说拥有权力的人可以为个人利益和个人意愿牺牲和支配他人的利益和意愿。权力地位高的群体可以决定政治、社会制度、甚至法律权益的构建，从而为自己找到“合法权”。在折叠社会，政治领域的不平等是折叠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第一空间的“白发老人”实际上就是社会最高权力的象征，他是整个折叠空间的创造者和日常运行的决策者。白发老人可以因为部下的一个小小失误就任意更改空间转换的时间，缩短第三空间人民的生命值，也因为他的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决定，老刀险些失去了下半身的活动能力，底层空间的人对于上层权力等级来说只是一个遥远而无关紧要的“数字”。在转换空间的那一刻，老刀的人生命运就掌握在白发老人的手中，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人抓住审判，在这五千万人中，他只是最普通的一个，而和第一空间的五百万人比起来，他甚至连尘土都不算。
在文化秩序上，韦伯认为存在着声望地位的不平等，它是由社会公认的一套评价体系来确定的，社会评价从肯定到否定被分成了从高到低依次排列的阶梯，人们的声望决定了他在这个阶梯中所处的社会位置。社会声望由不同的要素构成，不只是个人的名誉，出身、知识、教养、仪表风度、生活方式等都涵括在其中。社会声望的差异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模式中，较高等级的人群拥有更高的身份地位和荣誉，他们对社会信息、知识、技术的掌握程度最高，往往拥有前瞻视野和全局意识，能够对社会的发展和走向做出预料，从而采取一系列巩固自身地位、维持社会稳定的措施。第一空间的实权人物白发老人就拥有着较高的声望地位，具有对折叠社会发展的判断力和个人构思。在吴闻提出要以机器人代替现有的落后垃圾处理方式时，他由此引发出对未来社会走向的判断，考虑到了社会失业率上升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第三空间居住者无论是在客观还是主观上，都无法拥有那样的文化知识和认知模式。他们每天的生活都只能被动地局限在个人的生存问题上，除了机械地完成每天八小时的工作，他们的生活只剩下了无尽的“被催眠”状态。
阶级、权力与声望这三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权力和阶级带来了社会声望，阶级上的财富和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又使个人成功地获得了优胜权力，声望和有价值的东西反过来又会使权力进行累积。这种权力、价值和声望上的优势被延续到后代，一个阶级由此产生，并随着这种循环而被逐渐固化，社会分层趋势愈演愈烈。折叠社会中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就是一种实体化的体现。在某些情形下，共同的阶层群体会通过人为设置的社会封锁来限制其他阶层群体的自由出入，其目的是保障这一群体的固定资源和各种优势。《北京折叠》中设定的三层空间就是通过在物理居住空间上划分出三个界限分明、互不联系的城市区隔，不同空间的人无法自由往来，像老刀一样铤而走险的穿越空间的行为甚至被定为违法行为。这样一来，第三空间的底层百姓永远也无法接触到上层空间内先进的资源、优质的生活条件和科学技术的掌握权，他们也很难获得翻身、提高等级的机会，甚至像秦天一样生活在第二空间里的人也始终与第一空间保持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此外，阶级、权力和声望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带来了个人和所属群体的角色期待。从一个人出生开始，阶级地位就会告诉他“他是谁”，他该拥有怎样的生活、服从于怎样的权力。社会地位带来的角色期待指导和支配着我们的行为，塑造着我们的认知模式和价值观念。
折叠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区隔和阶级分化问题，资源占有量的多寡间接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认知世界，不同空间的人拥有着不同的角色期待。第一空间的人拥有最顶端、最优质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生存资料、科学技术，以及知识和信息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第三空间的居民对他们所处的世界并无一个完整清晰的认识，这是由客观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因此，第三空间的底层人民从出生开始就带有对自己生活的认同意识和对个人发展的较低的角色期待。他们从未思考过为何生活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如同狄金森所说，“如果未曾见过太阳，我本可以忍受黑暗”，第三空间的人们在深夜十点到凌晨六点的黑暗和生活的“黑暗”中麻木无知地生活着。老刀从小生活在第一空间，在进入第一和第二空间之前，他根本无法想象那里无比优越的生活。彭蠡作为曾经穿越过空间的人，也最终和这个社会的其他五千万人一样，顺其自然地接受催眠胶囊的气体催眠，“身子随着世界颠倒，头脑却一无所知”。在小说中，老刀认为自己在可预知的未来还会一直将垃圾工的工作做下去，他还“没找到可以独自生存的意义和最后的怀疑主义”，仍然占据着社会卑微的一角。底层人民的这种生活和行为方式的期望与阶级地位紧密相连，折叠空间中的阶层划分就是通过赋予人们不同的权力、声望、阶级、身份、角色和观念最终构建出了这一社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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