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妈妈说给我介绍介绍几个清华的对象，我当时觉得不一定合适。我妈妈觉得我这么想是因为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但她误会我了。我觉得社会发展到现在，处在一个“工作方式改革”与“大学教育改革”的交汇点上。有的决定，并不是我如此计划，而是社会上的多重束缚影响的。

我所谓“工作方式改革”，就是社会正在寻找一种不依赖家庭主妇的社会运转方式；所谓“大学教育改革”，就是对学生评价不再局限于成绩、教授内容也不止是书本知识。

1.做题家的特征

前几天“小镇做题家”一词又进入了大家的视线。这个词更优雅一些的说法是“寒门贵子”，也就是凭借过硬的做题实力提升阶级的人。之前我的文章里也提到了，在中国之外也有很多国家应用金字塔型升学竞争（见《焦虑教育的经济基础》），代表着从小开始所有国民都会进入以顶尖大学为顶点的金字塔底端，经过激烈的学力竞争，最后的赢家才能抵达顶尖大学，成为社会精英。

“做题家”是一个象征“竞争教育体制”或是“精英选拔培养体制”的词汇。而相应的，在有着类似选拔制度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国也有对“小镇做题家”的近似形容（见《寒门子弟求发展》和《阶级跃升的道德成本》）。

小镇做题家们类似的成长路径也带来了类似的个性，比如有条不紊指定完成任务的计划、以高水准执行命令，缺点也有因为不愿走弯路而吃亏、找不到自己人生的“课题”等。很多人这么形容做题家们：“会学习但不会工作。”“是脑子聪明，但不懂变通。”

大多数人都认可华人非常勤奋努力、也很擅长计算，就像我有个朋友说她在滑铁卢大学发现精算专业里面全都是中国人。但有时这些优势在工作上带不来很多回报。我看过某个公司高管的采访，他对某些人的描述在我看来很贴切：“毋庸置疑，xx人群的理解能力是非常强的。他们在解决给定问题方面有着绝对优势。但是要想在普通公司，在人和人有机结合的组织中顺畅地开展工作，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待人接物的条件反射能力这些往往更加关键。”

所谓“待人接物的条件反射能力”，指的应是非语言的沟通能力。不需要他人用语言给出明确指示，而是自己根据周围人的表情、举止、语气、氛围判断接下来应该采取的行动。人们大部分的交流依靠的是非语言沟通，这方面不能顺利进行的话，就容易产生人际关系上的障碍。正如前面提到的，小镇做题家对“概念”“逻辑”之类的语言要素反应更加敏锐（考试的关键），对“共情”“情绪”就要弱一些，也就导致了一些职业发展上的差距。

生活中还有一个常见的例子：领导会希望刚进公司的新人尽可能多地完成70分的工作，但做题家倾向于把一项工作做到120分，也不愿意去询问同事或者领导，这导致大量的时间消耗在这上面，有时到最后只能由周围的同事来替她买单。这时成长的差距就会在工作绩效的差距上体现出来。

留学生里也有不少小镇做题家。供他们出国的家庭不算大富大贵，但在凭借在留学时不懈努力，最终收入在异国都可以算得上是中上阶级。在我看来他们除了很擅长做题外，也有这样的共性：他们希望坚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不以金钱、地位、名声为目的，只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小镇做题家们可以说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了最大程度上自主选择人生的资本。但女性做题家们会碰到另一重阻碍：男性在劳动市场的价值和在婚姻市场的价值是成正比的。但女性却不尽然。劳动市场上的升值，甚至反而会让她在婚姻市场上贬值。我妈妈对我说北京单身优质女性和男性比例是10:1（数据存疑），加拿大和美国单身优质（华裔）女性也大大多于男性。因此，考进顶尖大学拿到好成绩，可能会与传统的“女性幸福”发生冲突。

斯坦福大学教授黛博拉这样总结：在我们既有的认知里，男性和领袖特质，女性和母亲特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对女性的捆绑和束缚。我们不仅认为育儿是女性的事情，而且认为女性应该把育儿放在首位。一旦女性身上出现不符合好妈妈形象的预兆，就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令人感到不快。

这是“能力—好感权衡偏见”和“母性偏见”的组合拳。再加上“献身精神”的刻板印象，女性往往牺牲更多却得不到回报。男性如果帮了同事一个忙，对方会感恩戴德，并用其他方式来报答。但如果是女性帮忙，对方并不会特别感激，因为觉得她本来就喜欢帮助别人。在美国，“女性”一词隐含了“照顾他人的人”这层意思。富林教授把这一现象称作“性别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