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外省妇女最大的消遣就是看小说。在法国的这些小城市里，社会风气是非常纯洁的;每一个女人都在监视她的女邻人，世上是不是还有比这更完备的警察制度，那只有天知道了。一个男人上一个人家去上六次，只有这个人家有一个姿色稍微过得去的女人，肯定会在左领右舍引起纷纷议论。而且这种如此警觉的警察制度给人的惩罚是可怕的。一个不幸的女人，住在人口不满两万的法国城市里，而且引起别人对她的评论，那她就不再被邀请参加在她这个小城市举行的任何一个舞会。这种正式的惩罚带来了普遍的蔑视。如果这个女罪人想办法进入舞会的大厅，女人们也会装出不和她说一句话。羞耻、蔑视、痛苦是过度的。而法国人的性感是什么都能忍受的，唯独不能忍受当众表示出来的蔑视，这些在女邻居们眼里稍微受到爱情连累不幸的女人，每一年都能看到她们中间有人用自杀来结束从此以后无法忍受的生活。
那些没有这么坚强的女人，只好躲到乡下去，这一辈子再也不在她们小城的狂欢节舞会上和社交场所里露面。在乡下，那些最贫困的农民同情她们，但也有点儿蔑视她们。曾经有的丈夫，他们比小城公众宽容的多，不顾小城的长舌妇们和笃信宗教的女人们有一天宣布他们的妻子是罪人，对她们倍加敬重和热爱。这些好丈夫试图把妻子从乡下接回来，而且还愿意把她们领到小城市的公共散步场去;立刻所有的女人都离开这个遭唾弃的不幸女人跟他丈夫溜达的散步场的这一侧。连陪着这个不幸女人散步的年幼的孩子们，也发现了大家的这种举动，问她是什么原因。
这就是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统治给法国外省带来的风气。这两位君主，特别是前一位，尽管他很少有兴致干风流事，但是他们很优雅，喜欢女性，懂得怎样和她们交谈，而且离愚蠢的假正经非常遥远，正是这种愚蠢的假正经，在他们的统治下，使法国变得愁闷，使法国失去了被称为快乐的权利。而在革命以前，它是和这个称呼那么相配。可以说，拿破仑为他的专制主义的利益，创立了这种令人感到讨厌的假正经，圣会把告密和密探带到各地。它的首领们希望知道法国每座小城里的每个人家看的报纸的名称，他们达到了目的。他们希望知道每个人家每天接待的是什么客人，他们能够知道，而这一切不用花费一文钱，全靠那些思想正统的人自愿从事密探活动。
这就是《红与黑》所希望描绘的法国新社会风气。先聊一聊十八世纪法国的道德习惯吧，在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三二年间建立的社会风气的另外一个后果。可以说，这些社会风气对还在马蒙泰尔的短篇小说或者的德·让利夫人长篇小说里寻找法国社会写照的外国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在法国的一切都彻底改变了。革命前外省城市的风气的忠实写照，到马蒙泰尔的那些矫揉造作的短篇小说里是找不到的，应该到德·贝藏瓦尔男爵那部叫《忧郁》的、篇幅不大的、引人入胜的小说里去找。在那部小说里可以看到，在一七八九年以前的法国人们玩的多么痛快。另外一个证明就是：所有那些拿破仑的传记故事，一开始都是描写他在瓦尔菲斯（多费内省）过的愉快的生活，当时他在驻守这个小城市的团队里当炮兵少尉。每天晚上那儿都有三四家人家敞开大门。今天没有了一点相似之处，在有六千到八千人口的城市里，一切都是忧郁的，不自然的。外国人在那儿多国的夜晚比在英国还要感到局促不安。男人们开始爱好打猎和农业，他们的妻子不会写小说就一看小说来安慰自己。
法国当时社会需要消耗巨大数量的小说，原因就在这里。外省妇女每月不看上五六本小说的很少很少。有许多甚至看到十五至二十卷。因此在每座小城市都能找到两到三个借书处，以每册一个苏的的代价从那儿租阅小说。如果是名作家的小说，每天会给借书处带来两个苏，有时候甚至三个苏的收入。如果有托尼·约阿诺，这个确实有其独特才华的、闻名一时的画家的版画做插图，如果小说曾经在报纸上受到过分的吹捧，那么借书处的主人就会把小说的每一册裁成两半，每一半一天可以租三个苏。但是为了获得这样的成功，书必须印成是八开本的。
《红与黑》在当时，获得租金三个苏的荣幸，而且还要遭到这种五马分尸的刑罚。
所有的法国妇女都看小说，但并不是所有法国妇女都具有同样的教育程度。因此当时有了这样的说法，为女仆写的小说和客厅小说的区别。
为女仆写的小说一般都印成十二开本，而且是皮戈罗先生的店里才有出版。皮戈罗先生是当时法国的一个书商，他在一八三一年的商业危机以前，曾经从使外省美丽的眼睛流泪中赚到五十万。因为他书店出版的十二开本小说里的主人公总是十全十美的，相貌美的动人，简直和画里走出来的一样，一双凸出的大眼睛，尽管有“为女仆写的小说”这个蔑视的称呼，但是这种小说在外省，比勒瓦瓦瑟尔书店或戈斯兰书店出版的、作者追求文学价值的八开本小说，拥有着更多的读者。
当时有那么一个作者写过八十卷小说，都是在巴黎出版的，他的名字在图卢兹、马赛、巴荣讷、阿让，挂在每一个人嘴里，但是在巴黎可以肯定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作家。譬如说，德·拉莫特-朗贡男爵先生的情况就是如此，他写过书名叫《省长先生》等二十部小说。保尔·德科克先生和维克多·迪康热先生等人，如果不是决定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正剧和情景剧，他们也会像德·拉莫特-朗贡男爵先生一样，在巴黎默默无闻。
在巴黎、鲁昂和法国北方的那些文化水平比南方高的城市里，为女仆写的小说从来不进入客厅。对巴黎来说，再没有比为女仆写的小说中这种完美的男主公，还有这些天真纯洁、遭受迫害的不幸女人更乏味的了。
外省人有时也看为有教养的人写的小说，由勒瓦瓦瑟尔书店出版的八开本小说，但是一般说来，并不能完全看懂。外省人看它，宁可说是完成任务，而不是为了给自己带来快乐。
瓦尔特·司各特和孟佐尼先生是仅有的例外，这两位伟大诗人的作品在外省和巴黎都同样拥有读者。不过也有不同之处，巴黎人对瓦尔特·司各特的充满了描写得太详细而又不生动的细节的头几卷感到厌倦，相反的，这些细节却把外省人迷住了。巴黎人对于孟佐尼先生关于一六二八年米兰的鼠疫描写得那些细节稍微让人感到厌倦，而外省人却相反，他们为之感到颤栗。
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在法国有过两百多的模仿者，这些作者的所有作品曾经都曾拥有过读者，其中有些作品还有幸印过好几版，重要的是，还能在巴黎获得读者。但是在一两年以后完全被人遗忘了。
为女仆写的小说里，情节荒谬，那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情节恰恰是为了让主人公大显身手而特地安排的，总之一句话，正是人们用嘲笑口气称之为传奇式的情节。
外省的那些小资产阶级妇女只向作者要求能使她们感动的掉眼泪的离奇场景。至于导致这些场面的方法并不重要。巴黎的夫人们却相反，她们阅读八开本的小说，对离奇的情节严厉的要命。只要有一个情节看上去像故意为主人公大显身手而安排的，她们就会立即巴蜀扔掉，作者在她们眼里也会显得十分可笑。
正是因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要求，要写一部同时在外省妇女卧房里，又能出现在巴黎客厅里为人所阅读的小说，实在是困难的事。
这就是一八三零年法国读者对待小说的态度。瓦尔特·司各特的天才曾经使写中世纪风行一时，一个人用两页来描写从主人公所在的那间卧室里从窗口看到的景色，用两页来描写他所穿的服饰，再用两页来描写他所坐的扶手椅的样式，十拿九稳可以获得成功。司汤达对中世纪的这种写法，风格和十五世纪的服饰感到厌恶，他敢于叙述在一八三零年发生的一桩事，让读者完全不知道德·雷纳尔夫人和的德·拉莫尔小姐穿的连衣裙的样式。这是他的两个主人公，因为这部小说一反至今一直遵循的规律，出现了两个主人公。
更是甚者，敢于描写当时巴黎社会女性的性格，一个巴黎女人爱他的情夫，仅仅只是因为每一天早上醒来相信自己要失去他。
这就是巨大虚荣心产生的后果，虚荣心差不多变成了这座城市唯一的热情。而这座城市里的人是那么有才智。在别的地方，一个情妇可以通过对自己的强烈的爱情、自己的忠诚等等提出保证，以及用事实向他的心上人证明那些值得赞扬的优点。来使自己被爱上。在巴黎，他越是表明自己爱到崇拜的地步，他越是在他情妇的心里把自己毁掉（这于《红与黑》原著中德·拉莫尔小姐对于连喜爱的心里细节有描写）。
在虚荣心即使没有变成热情，至少也是变成每时每刻都有感情的文明社会里，年轻的男人，如果您希望自己被爱上，那就请您每天早上彬彬有礼对头天晚上还是您崇拜的那个女人表明，您即将离开她。这个新的办法一旦采用，就会使整个爱情变得面目一新。，在本书还未出版以前，当一个情夫感到厌倦不知该说什么的时候，通常总会忙不迭的的投入新的保证中，而本书的上下两卷精彩的向可怜的情夫证明，他们认为这些无足轻重的话正是情感危机的祸根。
根据作者司汤达的见解，当一个情夫感到厌倦时，在这个如此道德的、又如此虚伪的，也使人厌倦的世纪里，这种情况有时也是必然发生的。最好的做法是——干脆承认自己的厌倦，这最坏也仅仅是一个不幸的意外事件。这样的举止和言语在当时意大利属于理想的美，然而在矫揉造作的法国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举止和言语的自然，追求理想美是作者司汤达的追求，小说第一版出版封面是女主人公德·拉莫尔小姐抱着情夫于连刚被砍下的脑袋。但是在之前，这颗脑袋做过许多荒唐的事，这些事看起来十分荒谬，却被展现的十分自然，这也是本书的成功之处，也是作者司汤达的长处。
在通俗小说的主人公干的那些荒唐事里，只有头一件是好的，因为它令人吃惊其余所有荒唐事都像傻子在现实里干的古怪事，人们料想得到，不过毫无价值，它们是平淡的。平淡的文风是为女仆写的那些十二开本小说的巨大暗礁。但是这些小说作家们的幸运是，在巴黎客厅让人觉得平淡的地方，对于阿尔卑斯山麓的八千人口的小城来说是有趣的，对美洲和国外来说，更是如此。于是成千上万的法国小说就这样销到世界很多角落。
道德的法国在国外是不为人所知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红与黑》之前，必须说明：一七一五年到一七八九年作为欧洲典范的法国是快乐的，有趣的。从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三零年耶稣会士、圣会和波旁王朝的统治留给法国的是严肃的，有道德的，阴郁的，两者之间毫无一点共通之处。至于小说，再也没有如实地描绘，不抄袭别人的书更困难的了，在德·司汤达之前，没有人敢于为这如此不可爱的社会风气写照，鉴于欧洲的绵阳般的驯服精神，这社会风气虽然不可爱，最后将从那不勒斯一直流行到圣彼得堡。
然而在十八世纪中叶，《红与黑》德写作与出版是有困难的，写出社会的真实写照，意味着就得罪那些丑陋危险的社会面孔，因为刻画出来他们的相似之处。那些丑面孔在当时社会权势很大。很可能把司汤达送上法庭甚至押送到偏远地区服十三个月的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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