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头

课外活动之后的第四节课，教室向来是最为闹腾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从踢毽子、跳格子的兴奋中缓过来，就即将迎来放学回家的激动时刻；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班徐老师总是提前回家给她的孩子喂奶，班上空堂。那可真是人声鼎沸：有唱歌的，有讲故事的，有嬉戏打闹的，有满教室乱窜的……，我和同桌王军不知为什么事情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激烈，差一点动了手。恰在这时，靠窗的同学小声喊：“老师来了！”教室霎时安静下来，但坐在前排的我俩还是被逮个正着。那老师迈步进来，站在我们面前，也不气恼，只是心平气和地说：“都出去听听，满学校就你们三年级乱哄哄的。”然后就一手一个把我俩揪起来问为什么吵架。我和王军便抢着讲自己的理。他听得一头雾水，摆摆手，示意我俩不要讲了，随后就从讲桌上拿起教鞭。我俩吓得脸色发白，心想这顿揍在所难免，其他同学也吓得大气都不敢喘。可是他接下来的举动竟让我们迷惑不解。他挥动着教鞭，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看我来评判。”他让我俩面对面站着，又把教鞭平搁在我俩头顶，说：“都站好了，千万别动！谁那头的教鞭先落下来，谁就没有理。”同学们哄堂大笑。我可笑不出来，绷紧了身子站着，一动不动，生怕我这头的教鞭会先落下来。王军也是。大概过了十分钟，王军终于沉不住气了，头前后左右不停地轻轻晃动着，想把我这头的教鞭拱掉。同学们又是一阵哄笑，那老师也笑了。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一个不小心，他那头的教鞭倒先从那茶壶盖头顶滑落，掉在了那老师伸出的大手上。那老师又笑了，说：“看来是你不占理。”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大烟袋向王军脑袋“咚咚”敲了两下，转身就走，只剩下呲牙咧嘴的王军，劫后余生的我和幸灾乐祸的同学们。

那老师就是陈老头，五十多岁，在学生当中知名度相当高。他喜欢叼一根斯大林式大烟袋，惩罚犯错学生的方式就是用大烟袋敲脑袋。他那时教四年级，并不教我们，一年后调走，两年后，当我离开村小到门楼完小上五年级时，没想到竟分到了他班，真是缘分。

陈老头高高大大，喜穿一身浅灰色中山装，走起路来常背着手，身子微微前倾。他前额秃成半月形，幸存下来的头发不约而同地向后倒伏着，颇有领袖范；鼻子有红又大，鼻翼宽如城门，而且总爱用沾满粉尘的手去捏，一堂课下来，鼻子往往变成白色，让人忍俊；麦茬似的灰白胡子肆无忌惮地从嘴角一直蔓延到耳边，与鬓毛连在一起，向秃脑袋示威似的炫耀自己的存在。当然，最引人注意的是那永远叼在嘴里的大烟袋，威武得有如一尊大炮。那可是调皮孩子的噩梦。也正因此，那东西总是莫名其妙地失踪。陈老头便一次又一次地敲着讲桌，故作生气地喊道：“哪个小兔崽子又把我的烟袋锅掩起来了？”那作妖的学生便会在全班的哄笑声中遛进办公室，变戏法似的从椅子坐垫或者大茶缸里掏出大烟袋。当然，脑门上免不了又吃上两下子。

陈老头讲课风趣幽默，课堂气氛相当活跃。只是，由于年纪大了，他常常坐着讲。遇到有不认真听讲的，他便把老花镜拉到鼻翼，低着头，翻着白眼珠吼上两嗓子。他虽然喜欢用大烟袋敲学生，不过脾气蛮好的，没见他发过火。

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老头善于处理学生之间鸡毛蒜皮的纠纷。徐洪江是出了名的调皮鬼，惯能欺负小女生，不但将“三八线”划到了同桌的家门口，还经常揪前面女生的小辫子，搅得左邻右舍鸡犬不宁。那些小女生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找陈老头告状，强烈要求把徐洪江调走。一次讲完了课，陈老头在椅子上坐好，习惯性地捏着大鼻子，问全班有没有愿意和徐洪江同桌的。班上同学不约而同地大喊：“没有！”偏偏我和王平举起手来。他把我俩叫到讲台，问为什么愿意和徐洪江同桌。我说：“他会讲故事。”王平说：“他还会唱歌。”陈老头笑了，问：“徐洪江上课没少讲故事唱歌吧？”我俩点点头又赶紧摇摇头。陈老头便从嘴里抽出还闪着火星的大烟袋，朝我俩脑袋就是两下子，说：“想和他凑一块玩是吧？你俩这出息！”我俩便捂着脑袋逃回座位，徐洪江则在那些小女生的欢呼声中被调到了教室最前面，做了孤家寡人。

往事历历如昨日，还来不及品味，已人到中年。陈老头早已年过耄耋了吧，也不知还健在否。说来惭愧，自小学毕业一别，就再也没见过他，甚至连他的照片都没有。当年，妈妈给我交照片的那一块钱，被我挪用，买了徐洪江的二手自动铅笔，他姐姐从大连捎回来的。这事，也成了我不大不小的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