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多前，群里传来消息，老师走了，享年92岁。
看到这个消息时，虽然多少已有心理准备，但我还是感到有些意外——半年多前和他通电话时他的声音仍然那么中气十足，似乎这二十年来从未改变。
要知道，老师当年可是有着“学霸”外号的人。
算起来确实有二十多年了。母校八十五周年校庆时，老师回校参加活动，系里组织学生在台下听他的报告，当时还是本科生的我也就听了个两分懂，只是觉得这个白发老头还蛮和蔼蛮有趣的。不料，旁边一个老师好心提醒：嘘，他可是有名的学霸呢。
当年学霸这个词没有现在这么流行，其涵义也大不相同。通过后来的八卦了解，我才明白这个学霸在当时并不是个褒义词，在旁人口中这个学霸和地主恶霸、车匪路霸也差不太多了；简而言之，学霸就是这个学科方向上一个霸道、蛮不讲理的人。
学霸这个外号在老师身上基本上是坐实的，具体的八卦有很多，印象最深的传言是：有一年基金委开会，台上汇报的是位兰州大学的老教授，细算起来应该也是这个方向的资深学者了，老师坐在台下，因为不同意教授的某个学术观点，当场打断了教授的发言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可怜兰大的教授也五十好几的人，涨红了脸下不来台。
尽管事先听说了如此“恐怖”的故事，五年后我还是成为了老师的一名学生。
成为老师的学生以后，我才明白传言果然不虚，老师的脾气确实不太好。
有一年，全国色谱会议在无锡召开，老师途经上海时停留了两天。席间聊起这次会议因遭遇非典，外国学者来的不多，连不少国内专家都临时取消了行程。老师听了很不以为然，说非典最厉害的传染期已经过去了，现在飞机照飞宾馆照住，哪有因噎废食的道理？于是他当场决定不坐会议组委会的车，改让我陪他坐火车从上海去无锡，作出一种表率。在座的同行们纷纷面露难色，不过老头的脾气大家都知道，只好私下里嘱咐我路上多加小心。
还有一年，老师在上海开会，二姐从杭州过来看他。大家一起去浦东老师的一个学生的公司里参观，回来的路上老师和二姐聊起她公司的发展方向，大致意思是二姐应该向这个回国创业的学生学习，然而二姐有着自己的打算，车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在老师的三个女儿中，二姐的脾气性格其实是最像老师的。与化学中的相似相溶恰恰相反，家庭中性格相近的两个人反而最容易闹矛盾。老师和二姐的争论在宽阔的浦东大道上不断升温，最后面包车在路边陡然停下，老师把二姐赶下车并甩下一句话：如果你不能沉下心来做些事情，老是想通过这样那样的关系做生意，那我就不再认你这个女儿！
当然，女儿最后还是要认的，学生就不好说了。
当老师的学生不容易。老师早年带出来的那些学生基本上都已成为一方诸侯，老师后来的学生大多也给这些诸侯托管。如果学生自己努力、诸侯比较上心，那么基本上也能顺利毕业；反之，如果学生马马虎虎、诸侯自顾不暇，那么最后可能只能挂着诸侯的名字毕业，甚至不了了之。
我在复旦有个师兄，实验之余也聊些八卦，他说每次给老师打电话时他都很紧张，生怕自己数据没做好，进度没做到，论文难发表，有一次竟然紧张到听筒都从手里掉落下来。“孩子都快上幼儿园了，是真想尽快毕业啊！”
我说，我觉得我还好啊。
老师在我校并没有诸侯大员，这就意味着我只能单枪匹马地四处讨资源。老师偶尔来校，上至校长下至系主任都表示要重视人才培养，提供足够支持；不过老师走后，捏在手上的仍然是那张两千来块的研究生经费卡，科研基本靠蹭友情单位的，环境系、商检所、复旦测试中心，云游四方，也乐得逍遥。
以老师所在的位置，当年他有可能把某些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但以老师的经历和智慧，他不会不明白这种处境的艰难。
九八年去德国之前，老师打电话来说，暑假时来大连住一段时间吧。
我心里明白，背着几本有关基础理论的书，拖着个箱子，在黄河路下了公交车，敲响了老师家的门。老师开门相迎：这两个星期你就住家里，我好看看你的学习情况。
不得不说，九八年夏天的那两个星期，是非常纯净的两个星期。每天早晨，老师起床练功，我比他稍微晚些起来，大姐早已准备好了早餐。整个上午是师生两人的主要讨论时间，从基于热力学的保留公式，到学科发展和应用前景，两个人抹去了电话线两头的肤浅和隔阂，偶尔有些不同意见，老师也能和颜悦色地指出我的不足。中饭以后照例是老师的午睡时间，我借这个时间翻翻老师书架上的藏书和照片，午睡起来后老师基本上就不谈工作了，否则会影响到夜里的睡眠。傍晚的时光，三个人也会出去散散步，逛逛菜市场和超市，还有那些著名的广场。
有一天，老师说：“我已经十几年没有这样带过研究生了。”我当时很惭愧，觉得自己太愚钝，让老师这么费力。
天气不那么热的几天，我们也会去所里转转。当时大化所还在市中心旧址，老师和我坐公交车沿黄河路到西岗街，然后再从三元街的后门进到所里。老所的主体是几栋平行的两层楼的房子，中间通过走廊相连，形成一个“圭”字造型。老师带着我四处串门：这是xxx的研究室，现在主要做中药体系的分析；这又是xxx的研究室，做的是微流控芯片；这是xxx，他科研不搞了，开公司做所里的三产了。数起他的学生来，老师总是那么神采奕奕，不论是心怀赞许，还是带着一丝责备之情。
从大连临走前，老师对我说：国际合作很重要，但和欧洲的合作更重要。中国的发展，最后很可能中美之间的直接利益冲突要多于中欧，欧洲是个长期的可合作伙伴，这是第一个落脚点。其次，计算机的发展对所有学科和行业来说都有极大的促进，如何把数据处理、信息提取、模式识别算法和目前的分析化学相结合，这在今后一定是个重要的课题，这是第二个落脚点。
现在回头来看，老师的这几句话都落在了点子上。
一晃二十年。老师已经走了，他的形象在别人眼中或定格于一个蛮横的学霸，或定格于一个不称职的爸爸，或定格于一个怪脾气的老头；这些印象也许都对，但在我来说，首先映入脑海的一定是那个温馨的夏日，一定是那个谆谆善诱的老师。
明天是教师节，谨此为记。
文/Athlon_BE
20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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