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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法院受理的案件，逐年增长，很多城市的基层法院，不堪重负。各种矛盾、冲突、纠纷的增加，似乎与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有人或许会据此论断：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今不如昔。作为法律人，又该如何评价这个时代呢？
这一切缘于那场改革——市场经济——的启动，市场经济开启了自由的闸门，而且一旦开启，势不可挡，自由如“洪水”一样，滚滚而出。自由意味着什么？在知识分子眼里，自由意味着人性的解放；在普通百姓眼里，自由意味着生存空间的扩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脱贫；在党和政府眼里，自由意味着执政压力。
市场经济的启动所开启的自由，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就是“人为自己立法”，社会生活因“自由意志”广泛引发人际间、群体间的冲突。人为自己立法，意味着人更多遵从自己的情感需求、价值观行事，必然带来价值观的多元化，个人的法与他人的法、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陷入冲突成为常态，自由和冲突，乃至某种混乱与失序，成了这个时代的一体两面。
市场经济的开启，也带来了群体的分化，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受益群体不同，一些法人和组织团体开始崛起，资本的影响力日甚一日，贫富差距、阶层分化的趋势难以扭转，仇富和“毛左”，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不休，群体间的潜在冲突也日益扩大。
如此形势之下，依法治国被新一届领导人重点强调，从战略层面走向落实，依法治国只有四个字，其背后的内涵还需要重新阐释（人们对此的理解主要限于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远远不够）。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处于点状，和外界的联系是偶尔的商品交换和亲友走动，现代社会，我们的生活，处于网状，家庭规模缩小，社会交往扩大并愈加复杂。在前现代社会，道德规范对社会生活发挥着重要调解功能，所以才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礼法”合一的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中，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往往陷入道德评价模式的非此即彼之中。在当代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力越来越小，自由意志、个体价值取向成了个体行事的出发点，法律成了协调人际间、群体间价值冲突的重要工具，法律对人性的认识也与以往不同，跳出了人性善与恶的对立思维。
法律承认人的局限性和弱点（而不是对局限性和弱点简单地定义为“恶”），因此在赋予人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予以限制，并设计协调价值冲突的机制，追求人际间、群体间的“共赢”，并引导人们通过和平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价值冲突，此乃对人的局限性和弱点的超越，这样的法律和法律思维，超越了传统非此即彼的狭隘观念，对人对事，采取务实而积极的处理方式，就此而言，法律是保守的，而不是对人性抱不切合实际的期望，更不会试图去改造人性。
冲突，不是一件坏事（冲突，也给很多人带来了痛苦，这点必须承认）。人们在冲突中，学习保护自己，把握自由的限度和彼此的边界，学会尊重与包容，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冲突，过一种文明的生活。群体间的冲突与人际间的冲突，性质不同，因为这里波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和群体，涉及到政治议题和政治生活。党和政府只有从大包大揽的“父爱”式管理中脱身，在法律的框架内，让民众参与政治议题的讨价还价和博弈，民众对政治才有现实感，才会发现很多问题背后有更复杂的原因，而不是期望一个简单的药方就能解决，才不会有那么多狂热和幼稚分子，才能保存市场经济的成果，明确发展方向和道路。
有些法律人对社会对人性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期待有朝一日”天下无讼”（情怀很高，但在可以预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不现实的，或许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君不见，那些发达国家，律师从业人数的人口占比，远甚我天朝！？
作为法律人，接触的大多是社会生活的负面和人性的弱点，但对这个时代的信心并未随之减弱，人们对文明和自由的追求孜孜不倦，在左冲右撞中，颠簸前行。作为法律人，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应该与社会大众不同，对法律的理解，也应更为深刻。作为法律人，我们又将如何在这个时代发挥自己的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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