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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一则新闻标题引起了我的注意：A mother’s impossible choice: risk rape to feed your family, or starve(母亲的选择困境：要么被强奸，要么挨饿)。具体内容更让人垂泪：由于过去五年内战，苏丹境内的难民营人数达一百九十万人。难民营的妇女为了烹饪食物，必须到森林里去收集柴火。在森林里如果遇到士兵，就会冒着被强奸、绑架甚至被杀害的风险。但是如果不去，家庭成员就要忍受饥饿。据当地从事人道求助的联合国工作人员估计，有70%以上的妇女被强奸过。
被强奸还是全家忍受饥饿？这就是难民营妇女们面临的生活选择题。这是一种“伪”选择，因这两个选项本质一样，都是痛苦的煎熬。
选择是一种权利，是一种和自由紧密相关的权利，所以有时候我们说选择权（或选择自由）。一个社会是否尊重人的选择权，还是处处予以约束，压抑、禁锢，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以CNN的报道为例，当女性只能在被强奸和饿死之间二选一的时候，这个社会已经是人间地狱了。
希望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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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为难是每个人生活中经常经历的选择困境。选择主体多样的正当需求能否得到尊重和满足，是一把衡量社会文明和个人幸福的标尺。
在生物学上，越低级的生物对食物选择越单一。人作为万物灵长，在食物的选择上显然是最多样化的，这体现在种类、烹饪方式、食用方法等方方面面；人类甚至把饮食发展成为一种艺术。这说明，多样化的饮食结构不仅符合人的生理特点，而且促进了人类创造才能的发展。
当我们走进都市街道，各种不同风格的的菜肴琳琅满目，很多地方不出城就能吃到全世界的美食。人们在饮食方面的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从吃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各类食客的需求得到极大满足的时代（当然这里不考虑地沟油等食品安全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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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方面不同的需求得到满足，人就会有幸福感，反之则不然。
在某些特殊年代，人们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戏曲只剩下由八大样板戏，文学只有《鲁迅全集》。离这个年代已经四十多年了，但是想到这样的生活，我依然感觉荒唐而背透凉意。
从美学角度来看，八大样板戏从形式和内容都达到了戏曲艺术顶尖水平；《鲁迅全集》更不待言，小说、杂文等文体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开风气之作，其对国民劣根性发掘入木三分批判一针见血，至今无出其右。
但问题在于：有很多人不好京剧和鲁迅怎么办？如果有的喜欢读外国文学呢？有人喜欢看黄梅戏呢？有人不喜鲁迅而偏爱宋词呢？第二个问题：喜欢看样板戏和《鲁迅全集》的，看到后面一定是一个字:腻。鱼翅鲍鱼好吃又营养，但天天吃也腻，艺术欣赏心同此理。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十年，很多地方流行手抄本等地下文学（如《第二次握手》）。
八大样板戏和一个作家，满足不了全国人民的艺术需求，那个年代的人精神上一片荒芜。人不幸福就会努力去追求幸福，手抄本和地下文学就是人们对这个时代不满的表现和追求幸福的方式，尽管这是一种很温和被动的表达。
由此可见，单一艺术内容和形式无法满足选择主体的需求。中国文学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一种体裁都有自己的艺术特征。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以造型的完美准确而著称，那是一种写实的美、不变的美。中国京剧的脸谱，是一种变形的美，带有强烈的象征性和夸张感。不仅形式，艺术品在内容上更是应该无限丰富，所以以任何理由对艺术作品的内容进行的所谓“审查”，都是对艺术创作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粗暴干涉。
丰富的艺术作品满足不同人的审美需求，审美主体由此培养出健康而多元的心理结构，反过来又提升进艺术创作的水准——这就是艺术选择多样化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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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远去了，但它的病根并没完全消除。
有这么一个段子：一个法国留学生刚到苏联（你懂的）的时候，晚上8点打开电视，一看是自己不喜欢看的苏维埃新闻节目，于是换了一个台，可直到把台换遍也没有其他节目可看。于是他赶紧给家里打电话，说朝鲜可能被外星人占领了，在这里学习很危险，要马上回家。
这当然只是个段子，但这种段子的出现其实比现实本身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当然都知道这个时间段的这个节目什么。但是你让一个初来乍到的法国留学生理解所有电视台强制播放同一个节目这种奇葩事情，更何况他的祖国以自由浪漫而闻名，实在勉为其难。
另一个段子是这样的：有个新闻系美国留学生到古巴（你懂的）留学，看到不同的新闻媒体有同一个作者的稿件，而且一字不差，他赶紧把这些报刊收集起来，向新闻部门举报“一稿多投”。这是古巴特色的“新闻通稿“，它是舆论引导的“利器”，美国留学生也很难理解。
欧美的不同媒体对同一事件或人物也会进行报道，但是它们各自会有不同的视角和观点，不存在凭行政命令发布的“通稿”，所以在美国不同媒体看到对同一事件或人物报道的时候，往往不会感觉单调乏味，反而使读者（观众）的认识更全面和立体化。既选择多样又内容丰富，这样的社会令人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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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领域，选择对象的单一就意味着垄断，垄断就意味着选择主体所获商品低质高价，写到这里我一下就想到了百度。作为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它让人记得最多的是莆田系、高价出售贴吧和广告竞价排名等丑闻。
最近有报道称谷歌在修改自己的产品，增加搜索引擎屏蔽关键词的功能，以符合政府相关政策要求。各界对此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谷歌这是为了市场利益放弃“不作恶”的原则；有人表示欢迎，因为有竞争就是好事情。我赞成后者。拿通讯市场来说，有移动、联通和电信，虽然这是人为拆分，但总好过一家独大。就算是亲兄弟也会有竞争，有竞争消费者就会得利。
8月1日谷歌欲重返某国的新闻公开报道后，百度的股价下跌了8%。这是个很好的现象，谷歌还没到，市场机制就发挥作用了，到了以后某国的网民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批评曝光和罚款对百度这种垄断巨头如隔靴搔痒，它根本不在乎，但当网民有了用脚投票的权利，它会主动变得低调而谦逊。这就是选择权的力量。
但是最新的消息是谷歌很可能又不会来了，因为谷歌1000多名员工联名反对谷歌修改搜索引擎以满足监管需求的做法。在坚持原则和利润之间，谷歌在8年前做出过让人尊敬的选择，今天又到了它选择的时候，它有充分的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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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良师曾在课堂上讲过自己的恋爱故事。80年代他在一个偏僻小镇教书，他跟当时的同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表白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你看现在学校里只有三个未婚的男性，一个是刚退休的副校长，另一个是拾荒的老刘，都没什么选择，要不咱俩先处处？”
不知道故事的真假，但老师和师母在一起一直都很恩爱幸福，当然这种幸福和没有选择的特殊状况没有一毛钱关系。人生没有如果，但是我想他一定不排斥恋爱的过程中多一点选择。
在古代，中国的婚姻主要由父母决定，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没有选择权的婚姻导致了很多爱情的悲剧。很多夫妻结婚前甚至没有见过彼此，更谈不上了解。因此中国有很多反映和这种不专制婚姻制度做斗争的文学作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孔雀东南飞、牛郎织女，等等。
当然也不都如此，比方皇帝对妻子就有绝对的选择权。”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历程皇帝嫔妃数量大都在100以上。变态者如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后赵石虎，曾经下达过一条命令：全国二十岁以下、十三岁以上的女子，不论是否嫁人，都要做好准备，随时成为他后宫佳丽中的一员。一时举国上下，鸡飞狗跳，“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就这样，除了死了的，最终送到宫里的美女足足有四万多人。这种以践踏他人选择权获得的绝对选择自由，本质是一种专制特权。
所谓婚育，是说结婚了就该考虑生孩了。1968年联合国会议通过《德黑兰宣言》，提出“父母享有决定子女人数及出生间隔之基本权利”。从某国计划生育历史来看，我们并没有这个选择权。有时提倡人多力量大，有时说只生一个好，有时可以生二胎，现在据说又提倡“为国生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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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有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还规定：凡人员远离所居地百里之外，都需由当地政府部门发给一种类似介绍信、通行证之类的公文，叫“路引”，若无“路引”或与之不符者，要依律治罪。换言之，百姓并没有选择在何处居住权利。这是典型恶法。中国历史上所谓的“XX之治”、“XX盛世”莫不都是建立在漠视百姓权益基础之上的海市蜃楼。
和明朝比起来，现在当然不同，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地方工作和生活。但是有“户籍”的约束，这种权利还很不充分。虽然你可以选择到某国任何一个地方工作和生活，但是如果你没有当地户籍，你就选择不到它所附着的很多权益。户籍有多重要？看一看今年上半年西安、武汉等地为了房地产去库存，大幅放宽落户限制，众多大学生纷纷“入瓮”就可见一斑了。
理论上说，没有了户籍这张附带太多利益的纸片，大多数人一定会享受到更好更多的公共服务，因为那时候公共服务提供者成为了市场竞争主体，哪里的服务好，哪里就会吸引到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哪里就会有“政绩”。真希望早日把当地考核指标由GDP变为人们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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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生活重要，但是能否选择以何种身份生活更为重要，因为这不仅关乎个人希望与尊严 ，更与国家富强密切关联。古罗马帝国之所以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制度设计上，底层奴隶、中间层工商人士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跨越阶层的藩篱，追求更富有、更有尊严的生活。这种阶层的流动使社会充满活力，更多德才兼备的精英不断为上层统治集团提供新鲜血液，保证了帝国的强大与长盛不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农奴制。农奴没有自由和尊严，完全依附于农奴主，是“会说话的工具”，可以像牲口一样买卖和屠杀，一日为奴、世代为奴。农奴制使俄罗斯社会长期死气沉沉，社会经济发展全面落后于西欧，直到1861年改革废除农奴制，农奴成为“自由人”，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大量劳动力，才走上了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的道路。
很多人都感到，印度（你懂的）最近四十年来由于种姓制度的存在，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以前寒门学子通过努力学习可以考上好的大学，改变人生轨迹。但现在底层面对高额的幼小培训费用，他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有句话说得让人底层父母揪心而无奈：父母就是孩子的起跑线。
印度80、90年代市场经济起步、发展阶段，有大量的商业机会，但是现在基本各个行业都被占领、瓜分得差不多了，创业维艰，印度年轻人的人生选择实在有限。在新德里、孟买街头，当我注视着街头骑着电摩的快递小哥们来回奔忙的时候（这一幕你肯定也熟悉），我想：印度现在有快递人员数百万，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外来年轻人。他们每天工作十几小时，自己的孩子大部分是留守儿童，由自己的父母看管。没有时间精力提升自己的他们，和缺乏父母之爱的他们的后代，会有怎么样的命运可以选择？果有一天AI(人工智能)取代的他们的工作，他们能流向何处？他们的小电摩是不是会传给下一代？还有那些所谓城市边缘的“低段人口”，他们提供给城市必不可少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城市却不愿给他们一席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又会有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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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严肃的态度讨论，选择是一个让人倍感矛盾的话题。当我感觉社会提供的选择太单一或者表面丰富实则单一时，一方面我会悲伤，因为这说明社会的资源供应机制某些环节出了问题；另一方面我会欣喜，这说明我不是一个单一社会结构下的“原子人”，我有自己选择权主张和多样化的需求。
当我感觉社会提供的选择太丰富甚至让我无所适从的时候，我更多的是鞭策自己，觉得自己区分的能力还需加强，选择的主动性还要提高。当我觉得没有选择的时候，我会痛恨，觉得某些本该属于自己的、天赋而不能让渡的东西被不合理地剥夺了。
苏格拉底说：“一种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只有提供多样化选择的社会才能激发思考，让我们过值得过的生活。如果我们从生育就开始被“计划”，然后被人决定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看什么样的书、信奉什么思想、结什么样的婚、分配什么样的工作、住什么样的房子……这样的生活无异于行尸走肉。
最后我想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广为人知似乎永不过时的一句话结束今天的思想旅行：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有人正踏上天堂之路，有人正走向地狱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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