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从1855年说起。
一位在马来列岛默默无闻收集标本的自然学家在《自然史杂志》（Annals and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发表了一篇名为《On the Law Which Has Regul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Species》的文章。这位时年33岁的自然学家名叫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这篇文章以它的创作地点沙捞越命名，通常被称为《沙捞越律》（Sarawak Law）。
《沙捞越律》讨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动物和植物在它们现在在的那些地方，而不是其它的什么的地方？
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本人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Every species come into existence in coincident both in time and space with pre-existing closely allied species.
每一物种的出现在空间与时间上都对应着一个此前存在的亲缘物种。
（差不多的动植物都出现在差不多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之前肯定也有差不多的动植物。）
除此之外，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物种出现（create）都遵循着一个定律（law），但这个神奇的定律是什么，作者没说。这篇文章的观点受赖尔爵士（Sir Charles Lyell）《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拉马克的学说，还有钱伯斯（Robert Chamber）匿名出版的《创世的自然历史遗迹》（Vestiges）影响。文章的论述过程中引用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猎犬号笔记》，还描述来跟达尔文观点差不多的进化树的概念。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是谁无需赘言。此时的他正在位于伦敦郊区的大宅子（Down House）里面研究物种起源问题，酝酿着自己的旷世巨作，至此他已经研究了这个问题差不多15年的时间。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当然要密切关注学界有什么新成果新发现，所以达尔文很自然地读到了这篇文章，并在一张蓝色的纸上留下了超过35条笔记，钉在了他那份1855《自然史杂志》的后面。
Uses my simile of the tree
用了我的树形结构比喻
It seems all creation to him
对他来说都是创造
Nothing very new
没什么新鲜的
蓝纸背后的达尔文内心毫无波动，甚至还想微笑：引了我的工作又如何，作者还是觉得这些都是“创造的”，这篇文章没什么新鲜的。显然，《沙捞越律》没有能引起达尔文的注意，但是成功地引起了达尔文的小伙伴赖尔爵士的注意。
赖尔爵士是当时知名的地质学家。他的《地质学原理》影响巨大，不仅华莱士在《沙捞越律》中有所引用，达尔文在小猎犬号旅行时也携带了此书，可谓是居家旅行研究物种之必备良品。作为达尔文的好友之一，赖尔爵士知道达尔文在研究什么物种起源的问题，但具体什么——用达尔文自己的话说——“歪理邪说”（directly opposed to the orthodox faith）不是特别清楚。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还尚未“出柜”的进化论爱好者达尔文只从《沙捞越律》读出了神创论，而神创论爱好者赖尔爵士却从中看到不一样的，理解不了的东西。为此，他特别开辟了一个新的物种问题笔记本，《沙捞越律》赫然记录在第一页。他不仅在小本本上记下了很多条纠结的心理活动，还去拜访了研究物种问题的达尔文。
知道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具体内容之后，赖尔爵士心中的疑虑终于得到了解答：
The reason why Mr. Wallace[’s] introduction of species, most allied to those immediately preceding in Time, or that new species was in each geol. period akin to species of the period immediately antecedent, seems explained by the Natural Selection Theory’
华莱士先生所说的为什么差不多的物种总是出现在差不多的时间和地点可以用自然选择理论解释。
问题虽然得到了解答，但是赖尔爵士又有新的担忧，这个叫华莱士的人观点和达尔文这么接近，看起来离自然选择理论只有一步之遥，达尔文这个家伙一副完全没有发表文章时间线的样子， 这被人家抢先了不就玩蛋了？
于是乎，赖尔爵士开启了催稿模式，这个叫华莱士的人真的有可能在做差不多的工作？什么，那篇文章你看了？你看了你还不着急？我跟你说你再这么拖稿下去小心被人家抢先了。你真得赶紧发表啊。诶，我说要不然你给那个叫华莱士的人写封信探探口风……？
达尔文1857年5月写给华莱士的信是现存的二人往来信件中最早的一封，但实际上二人交集的起点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间，因为这是一封回信，达尔文明明白白地写了：
亲爱的华莱士，感谢您10月份的来信。
难道是华莱士先勾搭的达尔文？这不太科学啊。
如果真是这样，那又是为什么？可惜，华莱士10份寄给达尔文的信件没有保留下来。
这封信虽然没了，但这难不倒比福尔摩斯还柯南的历史学家们，历史学家们在华莱士给他的代理商兼经纪人史蒂芬（Samuel Stevens）的信里面找到了这样一根蛛丝：
The domestic duck variety if for Mr. Darwin & he would perhaps also like the jungle cock.
家鸭是给达尔文先生的，他可能也会喜欢丛林鸡。
并且，历史学家们还在达尔文的文件里面发现这样一个马迹，达尔文为了在家里做物种多样性实验，因此广发英雄贴，让遍布全球的探险家自然学家标本采集家给他送鸡鸭鸽子。而此时身处马来群岛（现东南亚地区）采集标本的华莱士也是达尔文的供货商之一，环球鸡鸭鸽子采购记录里面就有“史蒂芬转华莱士”这一项。
结合蛛丝马迹，两个人的交集的开端可以概述为：
达尔文：亲，在吗？有鸡鸭鸽子包邮吗？
华莱士：亲，鸭子已发货，还要丛林鸡吗？
达尔文：亲，鸭子好评。那个什么，我们顺便聊聊你的《沙捞越律》。
所以，还是达尔文先动的手，在这现存的第一封信发出之前有两条线，明线是达尔文买鸡鸭鸽子，而暗线就是，起初根本没有把《沙捞越律》放在心上的达尔文经不住赖尔爵士吹的枕边风，去信给华莱士以“最温和委婉的方式提醒华莱士不要越界”：
This summer will make the 20thyear (!) since I opened my first-note-book, on the question how & in what way do species & varietie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自从我打开我的第一个研究物种多样性的笔记本到今年夏天已经过去20年了！
（我已经研究好多年了，要不你歇着吧？）
I get on very slowly, partly from ill-health … I infinitely admire & honour your zeal & courage in the good cause of Natural Science … may all your theories succeed
我写得超慢，部分原因是人家身体不好……我无限地敬佩你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热情……祝你的理论都可以成功……
（我写的就是慢点，但还是我写就好了。看好你哦，比心。）
暗线才是达尔文写这封信的主要动机，只是这个华莱士又刚好是达尔文遍布全天下的鸡鸭鹅供货商之一。
不过，以上“善意提醒论”只是史学界对这封信的传统解（nao）读（bu），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最近一位学者（John van Wyhe）就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根本没有你们说的这些暗流涌动。
这位学者认为《沙捞越律》只是华莱士的一次试水。他虽然持有进化论观点，但是他在《沙捞越律》故意用了“创造（creat）”这个词混淆视听，迷惑敌人。而后世史学家先入为主，认为华莱士用“创造（creat）”其实想说的是“进化（evolve）”——因为已经知道了华莱士是进化论的共同发现者，自然觉得华莱士说什么都是进化论，这是犯了常见的回溯历史错误。在当时那个年代，会有谁看到“创造”这个词儿还在脑子里强行换算成“进化”呢？达尔文没看出来华莱士遮遮掩掩的真实观点才是正常，是情有可原；而神创论爱好者赖尔爵士也没有勘破其中的玄机，被惊的需要跟达尔文倾诉，后面的一连串连锁反应都是站不住脚的。
两人交集的起源并没有这么多暗流涌动，达尔文和华莱士只是一对有共同兴趣爱好买家和卖家，一来二去的聊上了。
至于这两种观点孰对孰错，只能是仁者见着了。
无论达尔文是不是认为华莱士是个潜在竞争者，无论他在信里是不是表达了最委婉的越界警告，华莱士反正是没从这封信里读出半点警告的意思，反而还读出来了些许鼓励的意思，从而对研究物种起源问题的热情更加高涨了，这真不知道该说达尔文不幸还是幸运。
1858年1月8日，辗转于马来列岛收集标本的华莱士抵达现属印尼的特纳提岛（Ternate），不幸的是他患上了疟疾，因此卧床不起。裹着一条毯子瑟瑟发抖，高烧烧得迷迷糊糊的华莱士冥冥之中感受到了马修斯的召唤。
One day something brought to my recollection Malthus's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 which I had read about twelve years before. I thought of his clear exposition of "the positive checks to increase" - disease, accidents, war, and famine - which keep down the population of savage races to so much lower an average than that of more civilized peoples. It then occurred to me that these causes or their equivalents are continually acting in the case of animals also; and as animals usually breed much more rapidly than does mankind, the destruction every year from these causes must be enormous in order to keep down the numbers of each species,
让我想起了我12年前读过的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原理》。他清楚地阐述了“增长的积极限制”——疾病，事故，战争和饥荒——会使得野蛮人的平均人口数目远低于文明人。我突然想到动物也是这样；动物通常还比人类繁殖得更快，每一年这些作用巨大破坏性的因素会将每种物种的数量维持在较低水平 。
人都能病成这个样子更何况动物啊。所以，回到那个核心问题：
Why do some die and some live? And the answer was clearly, that on the whole the best fitted live.
为什么有些动物死去有些活下来了？答案很明确：总体而言，适者生存。
就这样，一场高烧烧出了支配着物种的变化和分布的定律。
心情无比激动的华莱士病稍好就立刻马上写好了一篇名为《论变种无限远离原种的倾向》（On the Tendency of Varieties to Depart Indefinitely From the Original Type），并且，“就像是一个急躁的年轻人，一个想要一显身手的学生“，第一时间寄给了他心目中志同道合的好友达尔文先生。
这封信于1858年3月从特纳提岛寄出。之后华莱士该干嘛干嘛，继续游荡在马来列岛收集标本，还有天堂鸟等着他去发现呢。
这边厢，1858年6月18日，收到信的达尔文炸了。
当天，达尔文就给赖尔爵士写了一封每个字都读起来颇为苦涩的信：
Some year or so ago, you recommended me to read a paper by Wallace in the Annals, which had interested you ... Your words have come true with a vengeance that I shdbe forestalled.
几年前你推荐我读那篇你觉得十分有趣的华莱士的文章……你一语成偈，我遭了报应，真的被抢先了。
对自己的拖延症懊恼之余，达尔文也感叹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如此奇妙的缘分，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会有这么相同的想法。
I never saw a more striking coincidence...if Wallace had my M.S. sketch written out in 1842 he could not have made a better short abstract!
我从来没有见过更巧的事情了…就算华莱士有我1842年的手稿，他也不能写出来更好的摘要了。
比起达尔文的大工程，华莱士的文章要简单很多，达尔文的研究要有着更加深入的论述和更多例证。就像达尔文说的，华莱士的文章就像是他的大工程的一个摘要。但即便只是摘要，核心观点的确是无限接近，达尔文工作的原创性就成了问题。
So all my originality, whatever it may amount to, will be smashed.
这个工作的原创性，无论该有多少，全废了。
研究了物种起源问题近20年的达尔文当然不想看到自己工作化为泡影。他陷入了痛苦的纠结，有一个没戴红领巾的小人（其实就是赖尔爵士）在说，可以用自己的手稿跟华莱士解释清楚你的工作的独立性啊，这样你就可以发表自己的工作了啊；而同时又有一个戴红领巾的小人跟他说，这样做是不诚实的，好孩子不可以这样做哦。
这，到底如何是好？
Do you not think that his having sent me this sketch ties my hand?
你不觉得他给我发了这篇手稿等于绑住了我的双手吗？
达尔文还没纠结出个所以然，厄运接踵而至。偏在此时，达尔文的小儿子得了猩红热，并于6月28日去世。达尔文痛苦万分，无暇顾及这件棘手的事情。
达尔文暂时下线之际，他的另一位好友胡克爵士（Sir Joseph Dalton Hooker）上线了。时年41岁的胡克是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Kew Garden）的院长，他可能是达尔文的好友中最早知道达尔文关于进化论的工作。胡克和赖尔爵士合计了一下，他们两个都知道达尔文的确是要比华莱士更早悟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奥义的，但谁让他一直拖稿又没发表呢？干脆他们两个人同时发表论文好了，这样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于是，赖尔和胡克的安排在1858年7月1日林奈学会的会议上同时发表达尔文和华莱士关于进化论的工作，由胡克宣读了达尔文1884年未发表手稿的部分章节，达尔文1857年9月写给美国自然学家格雷（Asa Gray）的一封信中描述进化论观点的部分，以及华莱士的《特纳提文章》，三部分按时间排序。
显然，故事的两位主角都没有到场。达尔文忙着为小儿子伤心，小查尔斯葬礼就在论文发表的这一天，而远在东南亚的华莱士既不知道文章发表之前曲折离奇，也不知道文章发表之后引起的血雨腥风。马来列岛每天需要他操心的事情太多了，为什么负责寻找天堂鸟的小助手阿里（Ali）总是空着手回来呢？好生气哦。
直到几个月之后，华莱士才收到了胡克和达尔文分别寄来的信件，跟他解释了这个不寻常的科学事件的前因后果。
请问，华莱士该作何反应？
A：愤怒（你们就是沆瀣一气剽窃我的工作，这些解释我不听我不听…）
B：茫然（这都是些什么鬼…）
C：欣喜（哦，天啦，这实在是太棒了…）
D：无所谓（除了天堂鸟，我现在什么都不care…）
事实证明，正确答案是C。
华莱士确实对这个颇具戏剧性的论文发表感到欣喜，他给他妈妈写的信如下：
I have received letters from Mr. Darwin and Dr. Hooker, two of the most eminent naturalists in England, which have highly gratified me. I sent Mr. Darwin an essay on a subject upon which he is now writing a great work. He showed it to Dr. Hooker and Sir Charles Lyell, who thought so highly of it that they had it read before the Linnean Society. This insures me the acquaintance of these eminent men on my return home.
(妈咪，)我收到了来自达尔文先生和胡克博士的信，他们都是英格兰最棒的自然学家呢，我好开心好开心啊。之前我给达尔文先生寄了一篇我的论文，他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呢。他给胡克博士和Lyell爵士看了之后，他们觉得我写得太赞了，帮我在林奈学会发表了。这样我回家之后就可以成功打入他们这个高大上的圈子了。
华莱士在回忆录里面对这段经历的描述没有这么“孩子气”，但同样表达对胡克和达尔文的感激之情：
I not only approved, but felt that they had given me more honour and credit than I deserved.
（对文章发表安排）我不仅同意，并且感到他们给予我超过我所应得的认可和荣誉。
接下来的1859年了见证了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的发表。华莱士会嫉妒吗？会不满吗？会不服吗？
答案依旧是并没有。
华莱士自始至终都把进化论成为达尔文理论，他对达尔文伟大的工作发自内心地感到钦佩，他在给好有贝茨（Henry Walter Bates）的信里面表达了毫无保留的赞美：
I do honestly believe that with however much patience I had worked and experimented on the subject, I could never have approached the completeness of his book... I really feel thankful that it has not been left to me to give the theory to the world.
我发自肺腑地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我如何耐心地研究和实验，这本书的完整程度都是我无法企及的…我觉得很庆幸不是由我把这个理论带给世界。
伟大的进化论还好是由伟大的达尔文提出的，我华莱士就是这样一个星星眼的小粉丝。面对秒变迷弟的竞争对手，达尔文又怎么能输了风度，他是这么鼓励粉丝的：
But you speak far too modestly of yourself. You would, if you had my leisure, have done the work just as well, perhaps better, than I have done it...
你实在是太谦虚惹。如果你像我这么闲（能闲的一直拖稿），你肯定可以做的一样赞，没准更赞呐。
达尔文对迷弟华莱士的好也不只是说说而已，当华莱士经济窘迫的时候是达尔文努力帮他争取到了政府津贴，华莱士得以安心继续自己的研究。在这里插一句，虽然华莱士早年家里困难是真的，但他的马来列岛之行收获颇丰，经济条件变好不少，但后来又差点连温饱都成问题完全是因为没有缺乏理财头脑，乱投资作的大死。
50年后的1908年，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文章发表，华莱士被林奈学会授予达尔文-华莱士金质勋章。在颁奖典礼上，85岁高龄的华莱士如当年一样谦逊，他把进化论描述为“找上他的灵感（idea came to him）”。在他看来他是否得到肯定并不取决于他恰好想到的这个理论，而是他之后采取的行动，他的努力，他对自然研究的热忱。
总之，感谢你们知道了我有多努力！
除了华莱士这个金质勋章的获得者之外还有六个银质勋章获得者，其中之一就是胡克。
在颁奖仪式上再次讲述了50年前这个历史性的事件以及自己在其中起的作用。他特别说明，在安排文章发表期间，他，赖尔和达尔文从未碰面，一切都是书信安排的，但却没有书信可以支持他说的话，在达尔文的儿子弗朗西斯·达尔文整理出版的达尔文书信集《Life and Letters》里面既没有赖尔的信件，也没有他自己给达尔文的信件，最令人惊讶的是也没有华莱士的信。为什么达尔文发出的信件都保留了下来，而赖尔，胡克和华莱士给达尔文寄去信件都无一幸免地泥牛入海了呢？
可惜胡克的提问并没有得到弗朗西斯·达尔文的解答。而这个不大不小的疑点却成了滋生阴谋论的温床。
有的学者猜测（Barbara G Beddal）弗朗西斯·达尔文想掩藏什么，更有甚者（Arnold Brackman和John L. Brooke）顺藤摸瓜，发现了一个所谓的达尔文剽窃华莱士关键性证据。华莱士那封关键性附有1858文章的信件于1958年从Ternate发出，华莱士同批次发出的信件中还有一封是寄给Bates的，这封信被保存了下来，并且邮戳表明Bates于1858年6月3日收到该信，而华莱士寄给达尔文的信件没有保存下来，只有达尔文于1858年6月18日的信中写了他在当天收到了华莱士的文章。
为什么都是从新加坡寄往英国的信件，收信日期却差了近两周？不对！这其中必有阴谋。达尔文之所以隐瞒了实际的收信日期就是为了利用这两周的时间差剽窃华莱士的文章中的关键观点以补充到自己的进化论研究中，之后跟赖尔哭诉的种种全凭演技。
这跌宕起伏的情节听上去就够狗血的，实际也完全是阴谋论者想象力过剩。为什么达尔文不干脆一把火烧了华莱士的信件？为什么华莱士要陪达尔文一起演戏？且不论这些明显解释不通的地方，那两周的时间差最后也被一篇文章证明是子虚乌有。这篇文章详细地考察了1858年从印尼到英国的邮轮路线，最后得出结论，这封关键的信送到达尔文手上的日期就应当是1858年6月18日。
当然，赖尔、胡克和华莱士信件为什么没能保留下来确实没有解答。但是反驳“善意警告论”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后世的人们很容易会犯回溯性历史研究的错误。在我们现在看来华莱士，赖尔和胡克的信件在历史上何等重要，为什么弗朗西斯就拿不出来呢？然而其实放在当时，这些信件的重要性也未必就格外突出。被遗失固然遗憾，但也不是什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作为进化论的共同发现者，华莱士名气远不如查尔斯·达尔文。出生于威尔士的小村庄，又没有条件接受正统的科学研究训练，他为了实现自己的自然研究梦选择成为了一名“野路子”自然学家。与在小猎犬号拿着工资达尔文不同，华莱士还需要靠收集标本维持生计，野外考察的时候经常需要等到上一批标本卖出的钱的到账才能安排下一步行动。
而华莱士的探索之路也颇为坎坷。在去马来列岛之前，华莱士还有一次南美探险经历。这次经历的结局只能用悲催二字来形容。1852年，华莱士从南美洲返航英国乘坐的海伦号（Helen）失火。逃命之际华莱士只设法拿了少量的笔记和重要的个人财物，他辛苦收集的标本几乎全部葬身海底，而他只能无力地在救生艇上看着铁笼里面的猴子和鹦鹉在浓烟中徒劳地挣扎。
捡回去一条小命的华莱士本来发誓再也不去探险了。但仅过了18个月，他就打了自己的脸，前往马来群岛，踏上了这趟会改变他一生的旅途。即使在共同发表了进化论，从马来列岛发现了大量新物种之后返回英国，他的生活也没有就此一帆风顺。他经历了被未婚妻退婚——别问我为什么，华莱士也不知道。他找工作也屡屡被拒，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作为一个进化论支持者，必然被以欧文为首的神创论支持者们打，而另一方面他又对降神会和唯灵论热情异常高涨，遭到了本来应该是盟友的胡克等一大票人的鄙视……总之，一言难尽。
但是，即便是在逆境之中，华莱士也从未嫉妒过达尔文，也从未哭天抢地“你们知道我收集标本有多努力吗？”无论境遇如何，一如既往的是他对自然研究、社会研究以及各种在他看来新鲜有趣的事物的热爱，而这份热爱最终获得回报。他的《马来列岛笔记》成为经久不衰的游记经典；他提出的划分东洋区和澳大拉西亚区的分界线被命名为华莱士线；那个在英国乡村河畔饶有兴致找着甲虫的小少年最终成为了一名伟大的自然学家，一个自然史上绝无仅有的可爱有趣的“老英雄”，爱登堡爵爷（Sir David Attenborough）口中“科学史上最令人敬仰的人物”。
For me there is no more admiral charater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对我而言，科学史上没有更令人敬仰的人物了。
—— Sir David Attenborough
大卫·爱登堡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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