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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问题》读书会，讨论到笛卡尔和休谟，讨论到普遍因果性原理，我联想到企业界前段时间比较热的「第一性原理」（借用的是量子力学术语），据说是由有「钢铁侠」之称的硅谷创业家埃隆·马斯克提出的。
一般人思考问题，通常是类比思维，即要寻找一个参照系，随行就市。举个例子，我应该拿多少工资？支付我工资的人，会有一个参照系，即相近水平相同岗位的其他人普遍工资处于什么位置；我也会有一个参照系，即那些想要聘用我的人愿意支付我的工资分别是多少。当然，我为自己工作，工资是由自己团队确定的，上述逻辑都不适用，只是用来假设举例。
而第一性原理，则强调从问题的最本质的核心出发进行推理思考，不被过去的经验或各种参照系所干扰。例如，今天的我，当然不会把我自己的「市值」作为考虑工资的核心标准，而考虑的是——
我究竟至少需要多少收入，
才能让我可以安心做自己喜欢的事
而不必考虑生计？
然后我发现，别人愿意支付（不是现在实际支付）给我的工资，早就超过了我对收入的需求。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单位可以用更低的工资聘用我，而意味着，我可以选择接受谁的聘用，而不必把工资作为主要衡量指标。同时也意味着，没有人可以以工资作为工具来控制我。
当然，在不同的工作场景中，我的收入是有逻辑的，并不依照我自身的意愿。我仍然有可能逐渐有所积蓄，未来也可能参与投资。等我老了，也可能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但是问题在于，我跟财富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它成为我的臂膀和工具，让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包括帮助别人，而不会成为贪婪、争执、堕落的根源。
如果我所做的事太让我喜欢了，我可以一直忍受更低的工资，直到仅能维持基本生计为止。而这样的生活，甚至因其简单而有一种特别的快乐。
见惯了太多财富拥有者的贪婪，我更喜欢自己的选择。或许对有些人来说，钱让人自由，可以为所欲为。对我来说，钱对自由的贡献是极其有限的，有限到满足了基本需要后，其作用就逐渐下降了。它仍然会是重要的工具，但已经不再是本质性的了。
在我看来，对金钱的过度热爱，是匮乏时代的哲学。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里，重新确定自己的第一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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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寒假，我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成都那所私立学校教书，还是去西安中学任教，重新回归体制？
在一般人看来，这几乎不需要选择啊。西安中学提供一套住房，交一半费用即可，又是名校，各方面有保障，包括收入。而成都这所私立学校，并不在成都私立学校的第一梯队。更重要的是，我当时带班很失败（这也是去西安中学应聘的原因），觉得前途一片黯淡，刚好重回体制，带一批批优秀的学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多好的事啊！
这就是一种类比思维。
我最终没有回归体制。在作出这个选择时，我进行了漫长的思考。而思考的核心，仍然近似「第一性原理」，即不要将眼前的选项进行简单的世俗意义上的比较，而是要问自己，你最深的需要是什么？怎样的选择更能满足你？
我最终意识到，我真正渴望的，不是高薪或安全感（这是同义词），安全感只是我对眼前遭遇的挫折的应激反应，是情境性的。实际上我无法忍受的，是生命无意义的停滞重复，通俗地说，我渴望无止境地成长，深刻地说，我期待生命拥有意义。而西安中学的生活，是可以一眼望到头的。如果作了这个选择，跟当初留在老家的县中有什么区别呢？我只是离开一个窝，又选择了另一个窝。
这里要解释一下，并不是留在县中或西安中学，人就不自由了。我所谓的自由，是指人在知识或问题面前的自由感。在应试的体制下，教师的发展实际上非常有限，无论是时机还是机遇。所以，尽管我那时已经算非常好的老师了，但课堂经常是一种煎熬。敲开知识的坚果？呵呵，哪有那么容易？这份自由感，是我在南明教育中修炼多年后，才逐渐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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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选择的结果是，开始了漫长的漂泊，特洛伊战争也不过打了十年，我还要长。
满腔热血地投入新教育实验，感觉到重新找到了家园。毕竟，我们这群人，研究中心这群人，如此地理想，如此地拼，可以拿着很低的工资，做着很高品质的事情……在这场关系中我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包括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我也明白了，不是你有多好，多诚恳，你视为瑰宝的东西，在别人未必是最重要的。对皇帝来说，自由民是可怕的，臣民才是所要的忠诚。这种差异，就是第一性原理的差异。
经历北京、鄂尔多斯、运城，感觉到生活就是不断地建设和任其毁坏。
在我的描述中，我似乎是一个内在原则十分强，坚定不移的人。实际上根本不是。在县中的时候，我曾有机会进入宣传部（高中会写材料的男语文老师，走此路入仕途的不少），但想了想放弃了。后来我跟人讲，幸亏我放弃了，否则现在反腐的话，我肯定就进去了。不是因为我有多坏或多贪婪，而是因为我重义气，很容易跟环境同流合污，而从事教育，跟孩子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净化了我。
离开老家，我其实也很容易堕落。不过，遇到干国祥和王志江两位兄弟，就不好意思堕落了，只是象征性地喝喝酒代表也能堕落。他们的存在，无论是人格或学识，都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形态，一种值得倾慕的形态。人就是这样，不由地，就生了向往之心，怎么再那么容易地就堕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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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成立南明教育，订立了一份很奇怪的契约。董事会五个人，各持20%的股份，但永不分红，要退出，就改由别人持股，无论是谁，都是象征性地持股。大家都只领取工资，而且总校长的工资，不得超过教师平均工资的3倍（指成熟的优质的南明旗下学校）。退休后，只允许拿教师工资的平均值。
让利于教师，尽可能地增加教师收入，这是制度设计的目的之一。
因为对于南明教育来讲，它的初心，它的愿景，并不是赢利，而是汇聚尽可能优秀的人才，做出一流的教育，奉献社会。它也有自己的「第一性原理」，并据以裁定一切。
这并不意味着违反商业逻辑，而只意味着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以及厘清商业逻辑，给予合作方稳定的可靠的甚至也是不菲的回报（毕竟，因为有教育品质在），但教育本身不能被异化，学校更不能被无限地榨取。
现在回头来看，这是天才的制度设计，是最理想的逻辑。
毕竟，我厌烦了这个世界总是一套逻辑，我期待着别样的生活，别样的意义，别样的快乐。毕竟，世界足够大，总能找到足够多的尺码相同的人，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教师，或者是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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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的挫折足够多，然而经历之后，才意识到每一场挫折所具有的深远含义。
你想减少磨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足够平庸。你要成为珍珠，就得接受一次次的痛苦。最近写一份关于影响自己最深的十本书的约稿，青少年期我只选了一本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里面引用了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中的一段话：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
当然很喜欢这句话，但现在，越来越体会到它所具有的深刻含义。
且慢！
苦难？
为什么我经常感觉到如此幸福？
人到中年，逐渐在练习隐忍。隐忍中包含了理解与自由。即理解人性中的种种幽微之处，并以慈悲之心对待之，但是，保留一份「非暴力不合作」式的自由。与其恨一个人，不如同情一个人，这是前几年就明白的道理。
这里，包含了另外的一层领会，也关涉「第一性原理」。
在我之外，无物存在。
「世界是一座桥，不要在上面盖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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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还是想盖房子。
实际上，是一座小型学校的梦想。是帕夫雷什中学？不，类似阿什拉姆学校的梦想。它不是伊甸园，不是华德福或巴学园，它必须足够理想，又必须足够现实。理想到可以容得下诗歌、戏剧、艺术、木工……现实到有实力去挑战任何喜欢的专业或大学。
它无须管理。——因为我懂管理。
它的全部使命，就是在现实的框架下，努力地让每一个生命（教师、学生，乃至于门卫）朝向可能性的顶端。
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所有的一切，都仿佛是练习。
而这一天或许永远不会到来，而生命，也永远是一种练习，或者叫成长。
是的，无止境的生长，或许才应该成为人类的「第一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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