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腐败，斯洛伐克人民从未有过这般愤怒；此次的迫害事件让他们知道，原来这一切是如此的真实可怕。
在详细描述之前，我们先来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
如果一位曾竞逐环球小姐桂冠，只习惯于身穿“简陋布料”工作的女模在明显缺乏资质和能力的情况下被授予了极高的政府职务，比如一跃成为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的助手，那么人们是否会自然而然的问：为什么？
不巧，追查记者扬·库恰克就是这个问题的诸多疑问者之一。
经过数月刨根究底式的调查，库恰克发现，斯洛伐克政府官员与疑似有组织犯罪团伙成员存在一些令人不安的关联。
于是，他向当局提出自己的疑问，要求他们就此作出答复；
数日之后，答复兑现了，结果是他被杀了。
2 月 25 日，警方在库恰克所在公寓的楼梯上发现了他的尸体，而他的未婚妻玛蒂娜·库斯尼洛娃则双膝跪地于厨房之中，额头一颗明显的子弹孔无声的说明着她是被处决而死。
如果这起谋杀行动的目的是要掩盖腐败行径或者粉饰官员与某些组织之间的不正当关联，迫使质疑者保持缄默，那么可能跟动手的人想的不一样，它已经彻彻底底地失败了。
因为事件起到的效果正好相反，库恰克及其未婚妻的死亡在这个中欧小国激起了难得一见的愤慨之声，声势之巨大，影响之强烈，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实属罕有。
就在上周五，大量民众聚集在斯洛伐克首都市中心以示对遇害者的声援，他们挤满街道，举着广告牌，口中高喊着自己的权利，试图宣泄对罗伯特政府的不满。
更让许多人感到信心的是，这样大的游行活动，在斯洛伐克这么一个中欧小国，一下子爆发了50多场。
遇害记者库恰克生前供职于新闻网站 Aktuality.sk，他的未婚妻库斯尼洛娃也在这家网站任职。
巧合的是在库斯尼洛娃入职前不到 6 个月，该网站的另一名记者 Daphne Caruana Galizia 在马耳他遭遇汽车炸弹袭击遇害身亡。
这起谋杀事件即便是在整个欧洲，都引发了人们对新闻自由所需要面临的生命威胁的担忧。
在当前，记者已经成为民粹运动领导人每日口诛笔伐的对象，谁也不知道，某些人会什么时候动手，又有那些记者会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死亡、消失。
或许，从某种方面来说，库恰克的“运气”还是极好的，至少他没有被埋没，没有被“默默无闻”地消失。
不过，早在特朗普将“假新闻”变成流行语之前，这位斯洛伐克的总理菲佐就经常用“鬣狗”和“媒妓”这样的词汇描述记者。
而更加令人掉眼珠子的是，在谋杀案发生后，他非但没有反思自己以往的言辞，反而采用了邻国几位领导人的阴谋论论调。
脑回路清奇的他在新闻直播中公开悬赏 100 万欧元，呼吁民众帮忙捉拿凶手，他把大把大把的钞票堆在桌子上，拍着胸脯表示自己出钱。
不出意外，这位自我感觉良好的总理成功激起了斯洛伐克民众更大的怒火，许多人甚至忍不住喷他，这样的做法跟黑手党思维无异，即花钱可以摆平一切。
“虽然我们早就意识到这个国家的腐败问题极其严重，不过现在事实表明，整个政治体系已经腐败透顶，它就像一只八爪鱼，将触角伸向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某个权威人士这样评论道。
在上周五的示威活动中，几乎所有参与集会的民众都举起手臂，将手中的钥匙震得叮当作响。这个动作是 1989 年丝绒革命中和平抗议活动的标志，这场革命最终迫使当时统治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府结束了一党专政。
丝绒革命爆发时，Zuzana Benkovska 只有 15 岁，她参加了当时的抗议活动。而时隔多年后，现年 44 岁的她在周五又出现在同一个广场上，她表示自己这么做是为了儿女的未来考虑。
“这次的事件与以往有所不同，两名年轻人惨遭杀害触动了所有人的心，”她说，“虽然他们已经 27 岁了，不过在所有人眼中，他们还只是孩子。我们都有自己的儿女。”
28 岁的卡塔琳娜·纳吉·帕兹马尼是这起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她说：“在一个民主国家，记者因为开展调查而被杀害让人无法接受。”
民众对这起谋杀案件的愤怒之情从全国各地举办的追思活动中就可见一斑。在斯洛伐克大大小小的城镇中，悲痛的人们在这对年轻恋人的照片前摆满蜡烛、鲜花和要求改革的标语。
一张手写的卡片上写着：“冷漠让我们变成共犯。”
而在另一处悼念地，一件染成血红色的 T恤衫上赫然写道着：“真相终将消灭谎言。”
人们在悼念遇害记者的同时也在纪念 1989 年丝绒革命的爆发，正是这起事件让斯洛伐克挣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束缚重获自由。
腐败问题一直困扰着同时身为北约和欧盟成员的斯洛伐克。虽然过去 2 年间，不断有大无畏的记者曝光政府官员的玩忽职守行为。
但讽刺的是，这些记者冒着死亡风险，带着鲜血的文字和语音爆料，直到今天依然还没有任何一位政要为此遭到司法审判。
面对记者的抨击，斯洛伐克政府一贯以“没有发生过此事”作为回应。随着当局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种说辞，这句话在人们心中已经沦为一个笑话。
政府的公信力已经下降至冰点。
不过现在发生的事不容否认。
在过去，民众眼中的腐败问题可能显得复杂而抽象，此次的遇害事件让这一切变得如此真实。
政治学教授索莫拉尼说：“现在所有的肮脏都浮上水面，清晰可见，指向分明。”
事实上，库恰克在遇害前就已经查明：由模特转型的政府顾问玛丽亚·特罗斯科娃与居住在斯洛伐克乡村地区、喜欢驾驶兰博基尼跑车在人烟稀少的公路上驰骋的意大利商人安东尼奥.瓦达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人曾同居，并共同成立了一家公司。
库恰克发现，瓦达拉被意大利法庭文件标记为活跃在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黑手党组织“光荣会”的关联人员。
他还发现，斯洛伐克政府高官涉嫌参与瓦达拉的经营活动。有迹象显示，瓦达拉勾结政府高官侵占欧盟拨给斯洛伐克的农业发展资金。
即便如此，索莫拉尼博士指出，在当前的混沌中还夹杂着一缕希望的曙光。
“虽然斯洛伐克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她说，“普通民众对这起谋杀事件的反应真切地表明，我们还是属于西方国家的。”
全世界的zf都还在笨拙地使用自己熟悉的方法“解决”问题，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冒着一瞬间传遍世界的巨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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