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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18年12月18日）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日。这场由邓小平发起的社会变革，给中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四十多年前，复出的邓小平虽已年逾古稀，但理论思维之敏锐，思想解放之坚决，政治智慧之纯熟，无人能出其右。在他的引领下，中国人民认真反思过去，稳步前行。在他的引领下，一个个原来被视作洪水猛兽的观念进入到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记载了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如何一步步推进社会进步的。
一、“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
平等是人类社会一个长久的梦想。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主义的产生，就是对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应激性反应。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都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不平等的社会现实。
追求平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牢固的情结，如儒家宣扬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农民追求的“等贵贱，均贫富”等等，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态。因此建国后实行的平均主义社会政策深得人心。不过，平等做到了，人们的积极性和效率却没了。整个社会出现了功能性障碍，结果是共同贫穷。
邓小平认识到，平均发展、同步富裕是不可能的。与其让所有的人都挤在富裕的大门外，谁也进不去，不如拉开距离，一个一个地进。他提出了一项反平均主义的大政策：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他说：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引文均选自原著第166页，下同）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正确估定中国社会所处历史方位是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的起点。在改革开放前，几次大的路线失误的都在于没有清醒地认识基本国情。在反思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时，邓小平逐渐形成了较为符合实际的估计：
“中国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P252）
邓小平以其清醒的认识打消了国人一度的一步迈进天堂的臆想。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明确了所处的历史方位，也就明确了工作重心。他指出：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P 128）
“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P 227）
经济建设成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邓小平对所谓的“贫穷的社会主义”深恶痛绝。他多次强调：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P 64）
从历史上看，从孔夫子甚至更早，中国人就宣扬“安贫乐道”的观念，形成了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传统。追求财富是人之本性，但中国人对财富的追求一直受到压抑。“贫穷的社会主义”提法，实际上是这个传统的变形。
四、“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市场经济与人类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它几乎是与人类历史同步发展起来的，对人类社会尤其近代社会的繁荣有着重要作用。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崭新制度，能不能容纳市场经济呢？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还是在资本主义学者那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都是根本对立的。
市场经济果真和社会主义水火不容么？邓小平独辟蹊径，一改前人对计划与市场的意识形态化的理解，把市场和计划都降为工具。他说：
“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P 203）
他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为市场经济正名：
“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P 236）
五、走出“姓资姓社”
在一个时期内，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争论再起。有些人宣扬“凡事都要问问姓资姓社”，主张“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纲”，大有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势。
中国前进的步伐慢了下来。这些论调唤起了人们的恐怖记忆，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疑窦。邓小平毅然以年迈之躯再次南巡，用颤抖但坚决的话语呼吁：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P 372）
他谆谆告诫人们一定要防“左”：
“‘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P 375）
他破除了中国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的执迷。他把自己多年对于社会主义的思考告诉中国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P 373）
他取消了“姓资姓社”这个困扰中国人多年的伪命题：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他提出：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P 372）
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放眼四望，发现自己已被发达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即使是昔日落后的新加坡、韩国和香港、台湾地区，也成了生机勃勃的亚洲“四小龙”。
是什么原因致使社会主义中国落伍？经过深刻反思，邓小平得出结论：
“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中华民族并非从来就封闭的。汉、唐两朝，中华文明辉煌灿烂，就有着开放大度的气质。从明代开始，传统社会渐趋衰落。明清两朝，对内专制，对外封闭。直到1840年，紧闭的国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给中国人留下了耻辱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形势迫使中国再次把国门关闭。再加上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中国人严防“社资之辩”，畏“资”如虎，不愿也不敢打开国门。
民族心理积淀与现实的政治的束缚，使邓小平打开国门的决策，有了悲壮的意味。一生戎马倥偬，见惯大风大浪的邓小平用“杀出一条血路来”表达设立特区的艰巨，足见打开国门殊是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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