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来看的是一位影响我很深的世纪老人，杨绛先生，杨季康。2016年，她和我们永远地说了再见。但是她在我心中是神一般的存在，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漠，反而愈加深刻。她给我的感觉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朴素而高贵，这不但是生活习惯和文字风格上的，更是做人的价值观和方式。
01 正面面对所有问题
定居苏州的时候，十六岁的杨绛在苏州振华女校读中学。
那正是战乱频频的动荡年代，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学生运动也常常发生，主要是以游行、示威、静坐或开群众大会等方式来举行的。有一次，学生会要各学校的学生上街搞宣传，也就是拿一只板凳，站在上面向路人演讲，呼吁人们开展革命。杨绛被推选上了。
但是她不想去，因为很多女学生在那样的情形下会被一些无礼军人非礼。她想回家找父亲做挡箭牌，找借口说家里人不同意。但被父亲拒绝了。
“自己不想去，就直接都老师和同学解释，只要你是有道理的，别人就一定会接受”，父亲这样对她说。于是，她大胆地说出来了，问题解决了。
02 真实
有一次杨绛被学校选做记录人，用毛笔写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的演讲文稿。坐在学校礼堂最高位置——主讲人旁边，他很紧张，其一因为迟到了，其二因为她不会写毛笔字，或者说写得极差，或者说不能很快地记录，而且最严重的是她根本听不懂老师的方言，也听不懂内容。所以，她干脆放下笔，不写了，最后交了白卷。
她的老师马先生点着她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但是杨绛实在是不会装样儿写，无论是少女时代的她，还是成年以后的她，始终保持着一颗谦虚、诚恳的心，无论做什么事，决不会弄虚作假。
在年少的杨绛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种做人的理念──真实。无论是在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是在时代脚步飞速前进的今天，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她的真实也帮她获得了属于她的另一半——钱钟书。他是名满清华的才子，与杨绛见面之后，钱钟书就不能把她忘记，即使听说了她有“男朋友”，还是想约她出来当面说明这件事，之后就写了封信，约了杨绛见面。
见面第一句话，钱钟书就说：“我没有订婚。” 杨绛说：“我没有男朋友。”
如果，杨绛没有真实面对自己的心，或许就没有后来的这对夫妻楷模，也不会有钱老给杨绛的那句诗：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03 听从本心，作出选择
选择，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来说是多么重要啊！有时候，选择甚至比努力更重要，只有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努力才能得到效果。
对专业的选择和对恋人，婚姻的态度，杨绛先生都能做到遵从本心。跟着心的方向，喜欢文学就报考文学方向，喜欢小说就研究小说。
基于喜欢而作出的选择，你会遇见自己的潜力，会预见一个充满能量的自己。
04 阅读
有一次，她的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杨绛毫不迟疑地答道：“不好过。”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过了。”
听了女儿的回答，杨荫杭笑着说：“我也这样。”
父亲对杨绛有着很深的影响。他们是父女，也是知己好友，父亲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烙刻在杨绛的心中。父亲爱书成癖，女儿嗜书如命。
书中的世界，也一直是她和丈夫钱钟书所向往的，之前每到一个地方，最爱的便是图书馆了。她爱读书，读书可以带她去“串门儿”。每一本书后面都有一扇门，只要你打开书，便可以轻松地了解这扇门后的故事。
到英国伦敦出访的时候，杨绛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专挑在国内没法找到的书，想尽快都看完，免得留遗憾。到了伦敦，便省一切能省之事，只扑进大英博物馆。回国之时，带得最多的也是各种期刊书籍，满载而归。
阅读带给你的是一个个人的智慧。说文解字中，对智是这样解释的，每天知道一点点；对慧的解释是，心像雪一样明亮。就会获得双倍丰收。这两件事情，只有通过读书可以做到。
05 细心仔细
母亲去世后，杨绛很细心地照料父亲，尽量把一切事情都替父亲想到，带父亲理发、买衣服、买鞋，还为父亲买爱吃的点心。
为了知道父亲喜欢吃哪种糖果或者点心，她将父亲床头柜上的罐子都分类装满，然后偷偷地去看哪个罐子缺得多，哪个罐子里的东西就是父亲喜欢的，然后就马上补齐。
所有这一切，杨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父亲都看在眼里，写在日记里，直到父亲去世后，她才发现。
06 照料他人
钱钟书写《围城》的时候，要停掉一些课，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收入紧缩，所以生活上只能更加节俭，恰巧用人家中有事不再做，她便甘为“灶下婢”，亲自打理家中一切事物。
杨绛曾经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在当时，杨绛的名气是远胜于钱钟书的，后来《围城》的成功证明杨绛的这般付出是值得的。为了丈夫不惜牺牲自己的爱好和才华，这股精神真得让我佩服不已。
07匠心精神
四十七岁，她开始翻译《堂吉诃德》。为了更准确地翻译《堂吉诃德》，杨绛从一九五九年开始自学西班牙文，因为之前对多国语言有学习的经验，所以自学起来相对比较轻松。一九六一年开始翻译，直至一九六六年，她完成了整本书四分之三的内容，因为“文革”，中间停滞了很久，一九七六年才完成全部的翻译工作。
一九八七年，《堂吉诃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出版。它的出现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一个空白。中译本的《堂吉诃德》很快也受到了西班牙方面的高度肯定。先后被列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世界文库”、“名著名译”、“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等，总印数达七十余万册。
这一年六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因杨绛在中国与西班牙文化交流上作出的贡献，她被邀参加国宴，邓小平问她：“《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一言难尽，杨绛只简单答了句：“今年出版的。”一九八六年十月，西班牙国王亲自颁奖给七十五岁的杨绛。杨绛获得“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杨绛回忆自己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制订了详细的翻译计划，毕竟这是个庞大的工程，“我翻译的时候，很少逐字逐句地翻，一般都要将几个甚至整段文句子拆散，然后根据原文的精神，按照汉语的习惯重新加以组织。”这无疑十分耗费时间和精力，也很考验译者对两种语言的运用能力及了解深度。
为了保证翻译的质量，她每天只翻译五百字左右，字字珠玑！一个句子，她会有好几种翻译的方式，经过细细比较，选择她认为最合适的，如果都不满意就重新查资料翻译，力求完美，几近苛责，追求“信”“达”“雅”。七十二万字的稿子，前后二十年才完成。
希望这位老人身上的种种质朴的精神都变成一盏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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