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主义者通过遵循已被选择的道路来赋予生活以意义。他们生活的意义，就来自这种对他们的生活规划的充满激情的介入。责任和义务是伦理主义者的生活的特征，不是作为外在的要求，而是作为对生活的伦理态度的内在因素。
在此，我们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对待生活的态度。从一种态度向另一种态度的过渡，是不可能借助于论辩而发生的。借用科学哲学的术语来说，可以说这涉及的是两个不可公度的范式。不能通过论证，也不能通过自然的成熟而实现过渡。克尔恺郭尔认为，这种过渡是通过一种生存论的飞跃而发生的。
向伦理阶段的飞跃，不是一个选择好价值而非坏价值的问题。这一飞跃的特点是人们把他们自己作为目的来加以选择。这不是一个选择实际目标（如特定的行业和生活方式）的问题。我们所谈论的是一种内在的或生存的选择，由于这种选择，我们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变化，比方说，我们成为另一个人的途径，可以是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作为自己的生活来加以主张。
我们所谈论的是一种内在的或生存的选择，由于这种选择，我们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变化，比方说，我们成为另一个人的途径，可以是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作为自己的生活来加以主张。在此，我们必须仅仅用启发式的术语来谈论，因为，为了理解所牵涉的内容，有关这种选择的亲身经验是必不可少的。
多数具有生活经验的人，具有自我意识以及过自己特有生活的意志，或者激情和真诚的内向性，像克尔恺郭尔经常所说的那样。这样，同唯美主义者相比，伦理主义者以一种更为投入的方式，对生活提出了挑战。在此意义上，伦理主义者便克服了唯美主义者那噬啮人心的生存论绝望。但再说一遍，伦理主义者与好公民的外在区别是小得很。区别一如既往地处在内在方面。
因此，伦理主义者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他充满激情地、反思地生活着，持续地作出新的努力。从外表来看，和其他好人一样，伦理主义者是社会共同体的一员。他或她，在外表上并不古怪。但是，在此意义上，狭隘的中产阶级的内在生活处于酣睡之中，而伦理主义者则具有生存论上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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