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卢梭到梅尔维尔
卢梭的忏悔录于1770年杀青，梅尔维尔的《水手比利.巴德》于1891年忙完稿。这个时期人的整体视野改观之剧烈实在罕见。从荷马写不可一世的特洛伊王到巴尔扎克写十九世纪巴黎的香水制造商，这是一大变迁，这不只是就时代而言，就人心而言也是如此。顶天立地的英雄，一直到莎士比亚与拉新还是令人兴味盎然，如今却由19世纪中产阶级毫无英雄气概的主角取而代之。
中产阶级揭竿而起，对伴随程度不一的暴虐而生的局势展开反扑，大国君主遭废除王位。19世纪见到的政局更替，非政治理论家所能预见，因为理性怀疑蔚然成风，神佑国君不再是天经地义，君主与贵族的权利或縮或废。
1775年，英军进逼北美殖民地波士顿，民兵与之遭遇，打响了爱默生所称“声震世界的一枪”。1789年，巴黎群众攻占巴士底狱，以上两件划时代的大事使18世纪哲学家抽象的政治思想得以落实，这些思想荤荤大者既有成文宪法、社会契约、论民权宣言与永久和平方案。中产阶级的主导地位已获保障。
启蒙运动已经设定目标，追求理性人，理性人又是世界的公民，18世纪末的思想潮流与19世纪的浪漫主义却见到风水流转的现象，民族主义取代一体通性。卢梭所称个人独一无二的特质，经人引申也应用在民族的特性上，民族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纠缠不清。
这个时期的政治剧变与工业革命一唱一和，互为搭档，工业革命使得阶级之分与民族之别运行明显，并且揭开大部分西欧地区由农业文化蜕变为以工业为主的文化的序幕，亚当.斯密主张国家采取自由放任主义，允许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与自由竞争，以配合所称“明显又单纯的天赋自由的体系”，经济个人主义与完全不受政府的限制，将产生公众的利益与根本的和谐。
工业革命能够成真，实有赖于应用科学的种种科技发明，神学在中世纪的地位到了19世纪由科学取而代之，他们处于一个科学更趋重要的世界。
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摧毁了原教旨主义者若干论点，宗教与科学之战终于正式展开，随世纪之轮往前推移，一些比较深谋远虑的思想家开始感到心慌意乱，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似乎排除了知性与灵性的宇宙新观念。在这样的一个宇宙中，变化端视机缘而定，适者生存与自然淘汰，这意味着强权与势力凌驾公理，道德律也不过是镜中月水中花。就是在这一股思想潮流声中，浪漫主义结束，而写实主义开始。
浪漫主义情思与自然
18世纪中叶由启蒙运动过渡到浪漫主义这一段时期的哲学政治与文化状态，这些领域中都有一度被奉为千古不移的真理，先后曾提出来讨论、批评，而后终遭废弃。一是对自然的概念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二是情思、感觉、情感、热情的重要性有增无已。
理性时代所津津乐道的客观的规范不见了，带之而起的是每一个个体主观、先天、不落言诠又独一无二的本性。独领风骚达半个世纪的小说，新声就是感性。值此浪漫主义当道的时代，多情的人大行其道，泡在文艺沙龙、咖啡屋与闺房里，文雅的清客则各个销声匿迹，此处言多情，大抵不离忧思悲愁。十八世纪初期的感伤文学写人生经验苦乐逢源，笑声与泪水交织，浪漫主义作家却极力表明感性不等于快乐，浪漫主义文学大体上先有喜感或乐趣。俄国诗人普希金偶尔会苦笑，学的却是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拜伦一贯的笑法: 我看到凡生俗事也会笑，这一来我就不会哭。卢梭仰天长叹道: 在我，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得到快乐，却有几百万个方法会得到痛苦。
就浪漫主义作者而论，所谓的温柔的恋情及爱情，在所有的情感中一枝独秀。现代口语使用浪漫一词有“月色如水，缱绻意”的弦外之音部分也归功于浪漫主义时期的情绪。
十八世纪尽管风雅娴熟，文坛的两性关系却是色欲横流，令人咋舌，不然就是放长线钓金龟婿的心理游戏，浪漫主义作家群起反抗这种无需负担责任的男欢女爱，生命的意义不是为求肉体的满足，而是有待甘苦参半的爱情经验来充实，虽然爱情未必带来快乐。
浪漫主义时代在促人重估心灵中鲜涉推论而偏重直观的作用之际，也为自然观抹上新彩。从古典希腊以来十八世纪大多数的时间，自然一词向来指天地万物，包括生物与无生物，即整个宇宙连同维系宇宙和谐无远弗届的法则与活力，此一名词使用于小范围时，通常指的是人的本性，既普遍的人性，然而浪漫主义运动促成新的文化信念，自然一词指的对象狭义多了，仅限于天然的景观，野外与山水。人们崇尚自然主义。就像约翰逊博士说的: 先生，心甘情愿住在乡下的人就适合住在乡下。
这些浪漫主义者认为禀赋不该受到法则与规范的束缚，深信感情的支配力量胜过烦乱的理智，一心一意要写出淳朴的民间诗歌，以表达民族的心声，岌岌于确认人的精神，就是大自然的精神，又渴望以文学作为寻求哲学真理的媒介——即追求绝对，追求生存的根本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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