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已经被我遗忘在脑后很多年了。
如果不是家里有正在经历青春期的孩子,我恐怕已经忘记人生还要经历青春期这回事情。
然而,人就是这样,曾经经历过的一切,你以为也就经历那一次,从此再也不会经历,再也没有预料到日后你会再一次面对,不同的只是用了另一种方式,也许更痛,也许更真切。
我大概在四、五年级的时候对大人的权威提出异议。小的时候懵懵懂懂的,穿衣吃饭行动一切依仗父母,没有能力也没有头脑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意见,顽虐不听话的时候被母亲惩罚,我的方式就是快速跑脱,等到母亲气消了再悄悄地溜回家。我一般先掩护妹妹跑脱,因为她跑得慢,母亲注意力在我身上,妹妹飞快地从她身后跑出门,然后我三绕两绕也跑脱了,总之没让母亲捉到(或者她可能本来也没想捉到)。终于有一天,我放弃了跑脱的打算,准备维护一下小小的自尊心,站定不动面对母亲怒目而视等着母亲的巴掌落在我身上,母亲却犹豫了,扬起的手臂缓缓落下来,垂到她自己的身侧。母亲什么也没有说,转身离开了,从此我也不再玩虐。事后我问母亲为什么不打,母亲幽幽地说:“长大了,开始记事了,再打,将来你会恨我。”事实上母亲打我的次数很少,因为绝大多数都被我跑脱了;母亲大多数也只是吓唬,而太小的时候她也舍不得打,只有“七岁八岁狗都嫌”的时候挨过一两次打。
我对父亲的抗议则是从辩论开始,我父亲从来不打我们姐妹。四年级的时候不知道我父亲责备我什么,我用了一句当时流行的语录应对他:“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父亲很惊讶,但是他那次真得是被我气笑了。
除此之外,我还在心里悄悄琢磨大人的感情和举动,形成自己的看法,并在不太适合的场合,说一些似懂非懂的二愣子意见,引来大人一阵的尴尬和侧目。
初中就是六年级(我们那时候小学只有五年)我就离开家到县城里读书,住集体宿舍。我也开始在心里对老师形成一点点的看法和不满,只不过不敢说出来,因为老师的言辞也是犀利的,我不会在言语上有胜算。那一时期我的反抗方式是翻白眼,但屡屡被老师发现,并在教室里被指出来:“你看你看,你又在翻白眼!”
到初二我就改掉了翻白眼的坏毛病,开始多愁善感起来,常常因为一些事情泪水涟涟。三月,一个阴天的周五,我放学后去父亲工作的地方,一个伯伯过来沉吟着问我:“女子,你知道你大(爸爸)现在在哪里?”我愣愣地瞪着眼睛表示不知道,伯伯用沉痛的语气告诉我父亲严重工伤,送到医院抢救,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毁灭性打击。我,十四岁,跟着那位伯伯到医院,跟在父亲的病床后,听见他在病床上被移动时发出忍受不住疼痛的喊叫,父亲的腰断了,腿也断了,昏迷了几个小时才被人发现送往医院。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世界塌了,连阳光都罩上了一层灰色,直到现在我也不太记得那时候有晴天。但是当时我没有眼泪,也许是被吓傻了。那天晚上我到一个得到父亲出事消息赶来的堂叔的住处呆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母亲才得到消息从家里赶来。我的眼泪是每天做作业的时候开始流的,一边做作业,一边伤心父亲的遭遇,同时也对未来的生活感到一点模糊的茫然。等父亲转到普通病房,我在周末会去医院给父亲念故事。有一次我父亲在病床上抓住我的手,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感觉到父亲要依赖亲情重新振作精神。
父亲在医院躺了两个月,转危为安,出院的时候依然是躺着的,回到村子里的家里,是被抬着进门的,回家又躺了几个月才能下地。开始拄双拐,后来慢慢只需要一条单拐。我进入初三,却开始虚荣起来,跟拄着拐杖的父亲走在县城的街上,特意地拉开了一段距离。父亲并没有责备我,只是感叹地跟母亲说:“娃长大了,嫌难看。”我听见了,感觉很惭愧,同时感到自己虚荣得很可笑。
过了几年,我父亲单拐也不需要了,系着腰围、腿围能自己走了,后来他重新骑自行车,到老年,也骑电动车。提起身体的恢复,父亲总是把大部分功劳归到母亲身上,说是因为母亲服伺得好。我以一个青春期小孩的眼光看,是母亲面对打击的态度起了决定作用。我母亲被从村子里叫来,父亲躺在病床上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大小便不能自理,大的孩子才刚刚二十,最小的孩子十一岁,一家人生活的重担都落在她一个中年农村妇女身上。然而母亲面对这一打击没有一滴眼泪,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面对一切。在医院期间,母亲不断地以各种由头跟父亲开玩笑,让父亲从遭受飞来横祸、身体疼痛和日后生计压力的状况中乐观起来。在母亲乐观态度的影响下,父亲从刚从昏迷中醒来面对日后艰难生活的的悲观中走出来,慢慢脸上有了笑容,后来也乐观起来。
在家里遭遇困难的时候,亲戚们都伸出了亲情关爱的手,我就在那时候感受到了家族的力量,所谓树大根深。我的叔叔们自不必说,都来关心父亲身体的恢复;舅舅们也纷纷来看望父亲,安慰帮助母亲;大姨更是揽了一部分劳动过去,我母亲在县城医院照顾父亲期间,妹妹就留在村子里由大姨照管。
青春期,正是一个人由孩童蜕变,思想和身体成熟的时候。我的青春期虽然磕磕碰碰,遭遇家庭境况变故,但是从长辈身上看到了一种坚强勇敢的态度,看到了手足情深的力量,这是我自己后来独自面对其他挫折的精神力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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