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南渡北归》（1）

重读《南渡北归》（1）

    本书第一章写到这么一件事:

    1924年，美国的一个学会艺术馆派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挖掘工作，找到南开大学的李济，邀请他加入。李济提出两个条件:

    1.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

    2.在中国掘出的文物，必须留在中国。

    美方负责人毕士博感动于李济的爱国之心，欣然同意上述条件。这次中美合作考古，成为国际性合作的典范。

    读了这一段，我深受感动。两个条件，文字虽然不多，但字字掷地有声。“中国”这个词语就出现了四次，从立场态度上看，还有两个“必须”。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溢于言表，中国士大夫精神高贵而不可撼动。这大概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精神和浩然正气吧。

    第一章还提到1925年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宣布的一份清华国学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梁廷灿、章昭煌；

    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助理员:周光午。

    读了这一段，内心同样震撼。一共11个人，毫无一丝臃肿。人员精干，都是当时中国顶尖人才，大师级别的人物；而且人员排列次序是教授第一，按照学术级别，依次为讲师助教，而“主任”这样的领导则次之又次之。与我们现在的领导机构名单完全不同。这不仅仅是理念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对知识文化价值取向的彰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看口号和表态，而要看是否落实在工作的各个层面。民国教育为什么成就斐然，名师辈出？从这里可窥见冰山一角。当代教育七十年来为什么始终折腾不出什么实效来？看看报刊文件书籍文献上面的名单即可知晓。编委会阵容强大得唬人，前面都是挂名的领导，而实际干事的只有排在最后面的一两个。能干出大事好事才怪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