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胡适,一硬一软,一冷峻一温和,个性差异很大。两人起初在北大尚有书信和人际来往。但彼此关系因1925年“女师大风潮”而产生缝隙,从此越来越疏远。
学潮中,鲁迅力挺许广平等学潮中人,痛骂校长杨荫榆、学者陈源、教育部长章士钊等。胡适等17名北大教授则呼吁“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胡适的言论,引发鲁迅极大不满。
1933年,围绕“民权保障同盟”,作为北平分会负责人的胡适,反对同盟将有关法律问题政治化。之后,同盟开会决议开除胡适。鲁迅投了赞成票,并对胡适点名嘲讽、痛骂。此后胡适的言论,也多次遭到鲁迅的痛斥,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因为胡适在答记者问时曾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不难看出,鲁迅对胡适的讽刺批判和谩骂,一是与许广平有关,二是涉及当时的政治活动,与学术讨论似乎不沾边。
反过来,胡适对鲁迅什么态度呢?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11月,苏雪林致信胡适,痛骂“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其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
胡适在回信中态度鲜明地说:“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不难看出,胡适对鲁迅总体上是肯定和尊重,至少是平和的态度。上述评价多从人格平等和学术研究考量,显得理性冷静得多。
同为现代名人和新文化旗手,在历史事实面前高下立判。能够做到骂不还口,以德报怨,特别是及时驳斥感情用事无所不用其极的苏雪林,展示了胡适人格可贵的一面。相比之下,鲁迅的偏激、狭隘、好斗以及“我一个也不宽恕”,就值得商榷啦。不过,客观来讲,胡适和鲁迅均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骨子里都具有古代文人的大丈夫气概,都对我国现代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之间,算是高手过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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