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姨

打小我就梦想着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有个自己的房间，有个属于自己的小地方、小天地，至于它长什么样，有多大，我觉得都无所谓，只要有就成！

然而倾尽小半辈子了，我还是没有，后来，我才知道，归根结底，是我没心，没有匠姨那般风雨不动的心。

儿时的记忆里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墙角，有的墙角里塞着涂写乱画的粉笔，有的墙角里驻扎着对蛇的恐惧，有的墙角里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和秘密，匠姨的一辈子就守着她的小角落，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守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第一次见到匠姨，约莫着在我三四年级的时候。那会儿我刚转到市区上学，每次回家都要三番五转的坐车。我清楚的记得，先是校门口坐上个浅蓝色的公交车，中途经过个邮局再下车，坐上一辆白色的通往山区的公交车，由于山路崎岖，不通车，然后我再倒腾到一辆破三轮上，颠簸一路到村口，最后步行直走一个不带转弯儿的大下坡才到家。就是这么个大深山的孩子，像新闻报道的那样费力气的上学，但我家不穷，我这么周折的回来大山里，是因为山路的尽头有我家，有我的爸妈，而我走出的那个校门，是全市最贵的私立学校，我一周回来家一次。

在白色公交车的站台旁，就是匠姨的角落，她是一名修鞋的老女人，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因我妈总来她这里修鞋，往来之间就成了熟识，于是，每次见到，我就称呼她姨。其实，每次等车我必定都会见到她，和她打招呼也是我最难为情的事，我似乎天生就不懂得怎么跟人打招呼，怎么跟人套近乎，儿时可以归于我还是个孩子，但如今一活脱脱三十出头的成年人，也依旧如此。因此，我会常常故作没看见她，只要不和她对视，我就觉得相安无事，但匠姨的眼睛总能从角落的那个方向传来力量。

匠姨的眼睛特别像我姥姥，那种眼睛发出的光亮放在人群中犹如两潭清澈的泉，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看的眼睛，至今我仍认为那是可以代言善良和美丽的双眼。

她每次见我等车，都会招呼我过去，因为她觉着自个儿的那角落里，有着世界上最凉爽的阴凉，我到她跟前儿也是拘谨的坐着，一边看她忙着补花儿、修拉链、修鞋，一边瞅着我的公交。

记忆里，在她的身旁总是堆满了各色各样的旧鞋，如果我现在说那是我童年里对色彩的启发，可能没人相信，但它的确真的是，而且在我生命中占据着重要意义和地位。那成堆成堆的色彩斑斓的旧鞋里，有女人的风骚和韵味，有绅士的做作和贫穷，有老农的泥垢和农药，还有……我这辈子都猜不完的故事。但匠姨却可以略知一二，她可以从鞋子的摩损上看出箩筐腿儿，也可以从鞋子里儿的磨损看出尼龙袜或是丝袜，甚至可以从鞋子的味道上看出一个人。

在我后来的画里：曾无数次的再现过那成堆成堆的色彩斑斓的鞋，可惜没有一次能够画出那种只有哲学家才懂的秘密来，至于为何是哲学家，因为在我心里，哲学家是这世上最聪明的人。只能感叹自己不是个画家，我自以为是的在心底里装着这世间太多太多的情感，我想当个作家，若我当不了作家，那我就永远当个写手罢了……

匠姨满口操着外地口音，招呼着坐在她面前的女人，这个女人体态肥胖，穿着整齐的白色套装，可能由于做工问题，裤脚空荡荡的宽敞着，只见她脱下丝袜，把鞋递给匠姨，紧接着拱起来脚趾疏散的摊开整个脚丫，那时候她还没有灰指甲，她的脚趾甲还光亮着，她的头发跟随着时代的潮流拾掇的又黑又卷，正装的肩膀上总被海绵撑的圆润厚实，整个人看起来虽胖，到威风凛冽，是我从小崇拜的偶像，这便是我的母亲。

那鞋到了匠姨手里，如同一滩绝望的待被解剖的病人，她先是用扁平的铁搓尖头撬开鞋跟的盖子，然后握着鞋的腰，用力一撇，鞋跟就脱离了鞋体，紧接着，匠姨要把里面的弯掉的不中用的钉子一一用钳子拔出来，然后再用新的钉子钉上，她有一个立起来的铁柱子，很是稳固，铁柱子的头是一个小平面儿，她总是娴熟的将鞋子扣在上面，敲打，钉钉子。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我见过的这个世界上最好用的工具，若是给了我，我也会修鞋，我想。就这么三两下的功夫，鞋跟牢靠的回归原位，母亲和匠姨推推搡搡，收了五毛钱！后来我时常想起匠姨修鞋的种种模样，她的手艺若是去巴黎设计高跟鞋，无疑是得心应手的，因为没有比她更懂鞋子，更懂高跟，更懂女人了。

做匠姨手里的鞋跟是幸福的，她会像月老一样，无论颜色还是尺寸，都给你搭配到完美的如意郎君——鞋子。

记忆里匠姨的角落总是阳光刚刚好，晒不到她；大雨也有情，总为她她留有赏雨的席位；又有着数不清的像我妈一样的熟识顾客，但她也并非一直都这样顺风顺水。

有一次，我放学，如常在车站等车，无意间余光望了眼，发现匠姨没出摊。等了半天车没来，我想着定是刚过去一辆了，就耷拉着长长的书包背带，晃悠着去买零食去了。等走到小超市，见着旁边有群人围着，因为听见里面有女人的嘶喊声儿，我就凑了上去，也没想太多。结果，正是匠姨。只见她深蓝色的裤子上全是灰土和泥，蓬头垢面的拽着一个带红袖头的人，那个人推着她的平车，里面堆放着她修鞋的全部家当，匠姨的眼睛红肿着，迸射出吃人的目光，脸上的颧骨貌似被人打了巴掌，荫着血丝红成一片，还发紫。她嘶吼着，叫嚣着，全然没了平日里的耶稣模样，最后僵持不下，红袖头的男人狠狠的朝匠姨脖子上踹一脚，给她踹开了，然后掀起平车，整车的烂鞋子、破书包、还有几条裤子，还有和缝纫鞋底的铁机器，全部哗啦一片倒了满地，红袖头随手掂走了最沉的铁机器，骂骂咧咧了两句就离开了，匠姨躺在地上，用手臂搭在脸上，胸膛起伏的厉害，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咧来大嘴巴子，嗷嗷大哭起来，那哭声，像是送丧路上的头排人的哭声。这时候也没有一个人上前来拉劝和安慰她，如果母亲在就好了。

随后，我赶紧离开了人群，我当时什么心理我自己最清楚，因为那是我自己，我不想在这里有一丝的隐瞒，因为那一脚太恐惧，因为那么多人看着呢，因为我觉得丢人，即便我知道匠姨没错，我也知道我可以上前去的，叫她一声姨，然后给她扶起来，但我没有，我是个丑陋的孩子，我那时候丑陋至极。我忘记了曾经一次次的坐在匠姨的角落里，吃过她给的西瓜，吃过她请的冰棍……我忘记了这一切。

打那以后，匠姨的角落就迁移到了小卖部东边的墙根，那里什么遮挡，下雨天她就收起家伙，往平车上盖上大塑料布，自己躲在附近的楼道里远远地看着自己的平车。我再也不用担心她在我等车的时候向我打招呼，和我双眸对视了，我也再也没有坐着等待那趟车。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母亲还是会去她那里修鞋，我也常去，但我不敢睁眼看她的眼睛，也不敢看的脖子，我亲眼目睹了那恶狠狠的一脚，我怕那个脖子知道。

再后来，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母亲和谁都不愿多说，就喜欢来匠姨这里坐坐，每当母亲把修递给匠姨，摊开脚趾，聊起家常，临别时的推搡时，我都对匠姨充满了感激，在我母亲最难挨的日子里，她一次次的安抚了她，走出无法走出的悲伤，估计母亲还有我和哥哥。又过了一年，匠姨的丈夫得了癌症也去了，母亲从村子里搬来城区的这个房子住，逢年过节的准备炸食或者平日里做什么好吃的，都会给楼下的匠姨送些来，匠姨不知曾几何时又窝在了我家楼下，我每次见到她都会亲切的叫声姨就上楼了，她修我们家的东西还是五毛钱，五毛钱的算，和母亲推推搡搡了快三十年……

最近她不在了，不知道又被赶到了哪里，又窝到了哪里，最近城管管的严，她像一只风中凌乱的的母鸡，被撵过来，撵过去，带着我的那份童年里的愧疚和歉意，在这座越来越老的城市里飘摇……今天，现在，我写下来了，风是不是会停一些呢，听说他的儿子离婚了，听说她自己一身病，我在我的文字里悄然祝愿她安好，安老，安去！

我从未喊过她匠姨，但在这里却用了匠姨，因为在我心里，“匠”始终是对手艺人的最高奖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