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清净无为的政治。对此，他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章）,“为无为，则无不治”（3章）,“爱民治国，能无为乎”（10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43章）,“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48章）。所以他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第60章还有个很形象的说法：“治大国，若烹小鲜。”为什么说治大国像煎小鱼一样呢？煎小鱼翻动得越快就碎得越厉害，治大国法令变动越多百姓就越无所适从。政事省则民易治，法令简则社会安。统治者如果纵私欲而逞私智，行酷法而用重刑，人民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奋起反抗，国家要么死气沉沉，要么动荡不安。所以老子理想中最好的政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58章）这是老子“无为政治”的理想社会情境的构想。他在第64章中说得就更绝了：“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有心于“治”则国不治，无心于“治”则国大治，他用十分机智的语言揭示了治国的逻辑悖论：治则不治，不治则治。你说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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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也不怪。“无为而治”是他“自然无为”原则在社会政治领域的逻辑推衍：“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37章），既然天道自然无为，君主也应以无为治国，“上德无为而无以为”（38章）。
他关注国家的治乱，同样也关心人民的祸福，在他看来这二者息息相关：当人民被盘剥得一贫如洗、被压迫得无以为生的时候，他们就可能不顾一切地铤而走险，这样必定导致社会剧烈的震荡，造成经济的长期停滞，致使国家由治变乱。统治者的贪婪、奢侈、奸诈和暴虐，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痛苦，给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加速了他们自己的灭亡。
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老子对于一切刑政的非议，也可体会出老子所生存的时代，被战乱及权力搅得很乱。老子认为，战乱无非是‘天子’诸侯们互相争夺，因‘有欲’而动刀兵，天下因而多事，人民不得安宁。老子希望的是克制私欲，消灭剥削，满足人们吃饱穿暖的要求，‘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反对‘财货有馀’，反对‘贵难得之货’，主张‘去甚，去奢，去泰’，即去掉那些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可见老子是反对不合理的剥削制度的。他把‘无为’与‘无欲’连在一起。‘无为’是勿因争夺而为，‘无欲’是不要有占他人财物之欲。”可见老子提倡“无为”并非无的放矢。威廉詹姆士说：“自以为有资格对别人的理想武断，正是大多数人间不平等与残暴的根由。”为政者常自以为是社会中的特殊角色，而依一己的心意擅自厘定出种种标准，肆意作为，强意推行。老子的不干涉主义与放任思想是在这种情境中产生，当时“无为”思想的提出，一方面要消解统治集团的强制性，另方面激励人民的自发性。
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乃也）。犹兮其贵言（贵言，不轻易其言也。所谓“行不言之教”是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17章）老子自觉地将人民的祸福放在国家的治乱之上，这不仅是由于“民”为“国”之本，“爱民”是“治国”的根本目的，而且不能“爱民”就不能“治国”,“爱民”也是“治国”的基本保证。他认为，实现“爱民治国”的唯一途径就是“无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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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庄子·则阳》篇记载，老子隐居沛地避乱期间，柏矩前来问学。
柏矩是一位对现实十分不满的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他跟老子学了几年之后，希望能游历天下，更多地了解社会现实。
老子很喜欢这个敢于和周礼制度决裂的弟子，舍不得让他走，就劝他说：“算了吧，天下到处和这里一样。”
然而，柏矩一再请求，决意要走。
老子只得同意。他问柏矩：“你先到哪里去？”
柏矩回答说：“先去齐国。”
齐国是东方的强国，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比较发达。
然而，柏矩到了齐国，看见有受刑后仍被示众的尸体，就推动尸体使他倒卧，脱下自己的衣服覆盖在尸体上，并且极其愤怒地抨击统治者的罪恶。他仰天号哭说：“先生呀!先生呀!天下有大患，你却先遭难，〔俗语〕说不要为盗，不要杀人!荣辱来临，然后看出它的弊病；财货积聚，然后看出它的争攘。现在树立了人所诟病的，积聚了人所争攘的，使人的身体穷困而无休止的时刻，要想不走入这种地步，办得到么!”
接着又说：“古时候的人君，把成功归于人民，把过失归于自己，认为正确的是人民，错误在于自己。只要一个人无辜地失去生命，他就退而自责。现在则不然，统治者把真相隐匿起来而责备人民不理解，有意制造困难却归罪于人民不敢承担，蓄意加重劳役而惩罚力不能胜任的人，让人们到远方去服役而诛杀不能按期到达的人。人民知穷力竭，只好以虚伪来应付。统治者常常欺骗，士民怎能不作假谎报呢？能力不足便作假，智慧不足便欺骗，财用不足便盗窃。而盗窃成风，应当责备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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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的说，柏矩游于齐国，见罪人暴尸街头，他悲从中来，不可抑制，柏矩的控诉，揭露了统治者“逼人为盗”压迫人民的实质和真相，也比较正确地揭示了人民反抗的真实原因。
在对旧制度的批判上，柏矩认为罪人之所以犯罪，正是由于统治者举贤任能，而人有荣辱之分，人们才有欺诈行为；又大量聚积财物，引起了人们的争夺之心。这是引导人们走上歧途。然后，又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制定种种法规，惩罚做不到的人。所谓“民知力竭，则继之以伪”。可以说，正是统治者的先以利诱，后以威逼，才使这些人为盗为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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