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锋芒毕露的韩寒主编文学刊物《独唱团》，面向社会征集各类文艺作品稿件，对获封面推荐的文章稿件开出了2000元每千字的“天价”稿费，即便是普通入选稿件的稿费也达到1000元每千字，声称要用超国内标准40倍的价钱来求得好文章。同时，韩寒团队还有心地设立了“最差观点和文笔奖”，专门将编辑认为“脑残”的文章公之于众，此类文章的稿费为250元每千字，颇有韩寒冷幽默的锐利风格。
然而，由于“以书代刊”等种种原因，《独唱团》最终只发行了第一期就宣布停载。我曾在老家吉水路与中山路交叉口的那家主营各类教辅资料的教育书店中淘到了这“绝世孤本”，欣喜之余又感到幸运。
可惜的是，那本书终于在15年搬家的过程中失佚了；不知是在之前或之后的哪一年，路口那家两层楼的教育书店也悄然关闭，徒留一扇冰冷的铁皮门。
关于“再创作”
来到西安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时间，还是不敢说自己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毕竟到现在还未形成某个持续的习惯。想来初到杭州的第一年也几乎处在适应新环境的阶段，好在之后的时间足够长，能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知道在西安的时间很短，必须要尽量使自己忙碌起来，成为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去完成自己想完成的以及别人要求我完成的，当然前者必然是以后者为指导的。没有人能够承担得起发生片刻偏差的责任，一切后果都需要我自己来消化。
▲ 永宁门上，摄于西安城墙景区，2019年9月6日。
说到我来西安的方式，同学们往往感到非常诧异，因为我是和家人一起驾车从家出发一路行驶1300多公里路来的。谈起这段经历让我有种美国小学生在台上向班级同学报告自己的暑假生活一般的感觉，毕竟我也觉得是段难得的旅程。
第一天清早出发，在市图书馆对面的玉林面馆要了我最爱的干挑腰花面，我想之后是很难有机会吃到家乡的细面了。面店的老板娘生得很漂亮，难怪这家店会成为本地老饕们口中必来的面馆，我一昂头，将一次性塑料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
路过了安徽芜湖的长江大桥，我们在河南南阳落脚；第二天继续赶路，才过中午就到达了目的地西安。如此算起来，其实自驾的速度与火车的效率也相差不多，只是成本要高出不少，不论是财力上的还是心力上的。
许多看起来有些疯狂的想法，实际上实现起来也并非那么难。想到高中刚毕业那会，与张草草约定要在大学的某个学期一起偷偷进藏，终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没能完成这个简单的心愿。倒是在16年夏天一块儿坐火车来了趟西安，并且好像是我唯一一次没有留下游记的旅行。
▲ 长安晚钟，摄于西安钟楼，2019年9月13日。
能够具备跟随自己的内心走出去的那份勇气，是件很了不起的事。钟楼每天晚上都会亮灯，我也并非每天都忙碌得难以脱身，但是由于一些不重要却很紧急的事或仅仅是“拖延症”使然，许多人都学会了接受与自己的想法渐行渐远，直至彻底忘却。
探问旅行的意义的人，是永远无法理解旅行的意义的。正如一个不自由的人才会丑态毕露地追求自由，而真正自由的人根本不愿去关心什么是自由。
法律的最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规定了什么限制，而是它给予了人们有限制的自由。随着社会进步与思想开化，人们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走得愈发坚定不移，道德早已沦为一件单薄的披风，西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将其掀去；而法律在与咆哮声的对抗中也逐渐式微，自由引导人民的箴言此时又成了隽永。
这是一次有趣的“再创作”。
▲ 咖啡店一角，摄于知一咖啡馆，2019年9月18日。
对于文学批评，我完全是个门外汉，对于单纯的文学也是一样。“再创作”现象在文艺作品中反映最多，并且几乎都是由文学作品作为起点的。
简单的例子，一部小说或漫画，可以被导演选中翻拍为电影或电视剧，于是又需要创作配套的音乐，也许还要有作为副产品的幕后纪录片或书册，如果是影响很深远的“大IP”，甚至会有专门的博物馆、展览与商店供线下体验。这当中就已经涉及了创作的许多种形式，还不包括手工艺品的创作。
误解，本质上就是对他人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再创作”；犹豫，本质上就是对自己产生的想法感到怀疑的“再创作”。这种形式的发挥，有时是被需要的，有时又显得格外多余——许多种错过，都是源于当事人内心不合时宜的某种诗兴大发。
大概正因如此，我们才格外强调“适可而止”的原则，在哲学上这被称为“度”的问题。
关于新的日常
如果我是个面容姣好的女子，我会每天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出门，会在某个天朗气清的日子录制一段小视频来记录自己在校园中一天的日常。我会花上一礼拜时间用各种小玩意装点我的书桌，买上富余的化妆品和护肤品，每周去附近的花店购买鲜花，用色彩明亮的水果点缀苍白的墙面。
如今的社会对于男性总是很苛刻的，使用面膜、香芬一类的物品总要提心吊胆地防备被人认作是心理变态。这或许是一种事实上被忽视的性别歧视。
不知从哪道听途说了一种说法，大致意思是说每个男作家的心里都是一名女性，初看之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是对作家应具备机敏、细腻品格的比喻。不过细想之下，又是要求男性作家温柔、包容、耐心，甚至大胆突破局限，为感性而活、为对真理的永恒追求而活、为身为伟大人类的一分子而活。
▲ 文化广场，摄于西安市众创示范街区，2019年9月25日。
最出乎我意料的莫过于西安丰沛过头的雨水，印象中西北城市应当是干燥缺水的，16年来旅游时连续的晴热天气似乎也印证了我的想法。然而西安却用近一周时间的降雨来欢迎我这位来自江南的访客，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中几乎也是每天下雨。
如此想来，长安城地处中原又降水丰富，确实堪称是理想的都城选址之地；而《长安十二时辰》中未出现有雨的镜头，则可以看作是为制作省去技术上的难题了。
生活生长在南方多雨地带的我，来到西安以后竟然第一次萌生了买双防水鞋套的想法。
▲ 奇怪的墙与墙绘，摄于学府大街与书香路路口，2019年9月25日。
于我而言，逛书店是头等感兴趣的事，与逛博物馆的热情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
打初中时起，每到周末，我总乐意约上予辰或大头——我两位可爱的发小——先在楼下的溢可香汉堡店里集合，然后一块或散步或挤公交车，去到市中心的那家新华书店泡上一下午时光。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了现在，闲极无聊时我总会叫上予辰陪我去书店看看，柜台上多了什么新书，店里改了什么陈设，似乎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可以成为我定期前去探望的理由。小时候觉得这家新华书店又大又气派，现在看来建筑的外观也是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在周边拔地而起的酒店商厦之间显得局促而破败。
近年致力于打造“网红”旅游城市的西安，很早就拥有了自己的一批“网红”书店。我趁着开学之初的空闲时间去考察了24小时营业的归来书店，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搞会员制的私营书店，我在那里购买了一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很可能我永远都不会翻开看一眼，不过之前听人说买书可以像买花一样，用以保持心情的美丽，遂欣然接受了自己的任性；后来又去了位置偏远的言几又，见识了一下“立体主义”书店的模样，融合咖啡、工艺品与图书，注重环境体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推广会员制，在那购买了一期台湾发行的杂志《小日子》，价格不菲。
▲ 一条人行道，摄于书香路，2019年9月25日。
置身于书店之中，各类图书让人保持着高度的新鲜感与精神上长时间的兴奋，面对体量巨大的信息与知识让人感到敬畏又惭愧。王汎森先生在花莲教育大学国民教育研究所做的那次著名的演讲中，提到了我们身处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学会分辨信息有所取舍是十分重要的。他还举了他读博士时遇到的旧书摊老板作例子，直言要读与自己知识树相关的书，并且不要追求完美的作品。
按照这种说法，我倒是很乐意去做那个一事无成的旧书摊老板，至少能够读自己爱读的东西。任何兴趣一旦被迫着成为了事业，那就会变为负担而再不成为兴趣了。也许我注定成为不了一位学者。
吃饭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我在此前的多篇文章都提到过，我的初中班主任老张说过：吃饭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事，如果连饭都不能好好吃，那就别活了。我的家人也都很看重吃饭这件事，我从小就被教导学会了这一方餐桌上的种种规矩。
说从吃饭看出一个人的人生态度或许未免有些夸张了，但是从对待吃饭这件事上绝对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家教。到了大学开始我发现，有些人会在聚餐时看手机，有些人则不会，这一现象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不同的教育环境是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行为的。
▲ 汉武大帝，摄于昆明池，2019年10月2日。
人发觉自己的志向是有早有晚的。年轻的时候总是有许多新奇的想法，更多可能是见异思迁，见着什么就点燃三分钟热度去做什么，往往又浅尝辄止。不过我始终认为这样的尝试一定是有益的，换个阵地打一枪，试试自己的能力和激情放在哪有效，着实是比一味地埋头苦干要来得重要。方向性的错误是最可怕的，也是最致命的。
我喜欢听课，也喜欢给别人上课，尽管我的口才并称不上出色，声色也显得沉闷。可这些并不影响我享受讲课的过程，毕竟我讲的时候我是听不见的。教育的重要性其实我很晚才明白，早期对教师职业的向往大约源于学生时代眼界受限，崇拜的对象无外乎自己的家长和老师而已。
用谋生手段来定义教师，多少有些狭隘；学生遇到什么样的老师，有时候可能就决定了学生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影响或深或浅，它终归在那里，凝结在人格中难以磨灭。
关于当代艺术
在阶级社会中，文化是阶级斗争的武器。
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常被认为是复杂又黑暗的利益角斗，许多文化名流碍于一些场合选择对政治“避而不谈”，宣称“文艺不应参杂政治”。可惜这只是美好的愿望。
不知该不该从毕加索算起，当代艺术早就习惯于与政治共舞，甚至以玄妙的政治隐喻为荣。西方世界主导下的当代艺术表现得对社会现象尤为关注，然而在社会事件背后的，何尝不是政治立场的博弈？
▲ 月下鹊桥，摄于昆明池，2019年10月2日。
水果岛上的花椰菜国王最近很不高兴，他斥资参与策划的港口登陆战陷入了长线战争，不仅没捞到一点好处而且损失了许多经费。
岛民对他颇有意见，提议要选举新国王。在花椰菜做国王的时间里，水果岛的经济始终不见起色，他却活跃在世界各处小角落里吃喝玩乐，美其名曰“社交活动”。今天的小岛愚人节上，花椰菜国王发表了讲话，尽管对支持登陆战继续表达了立场，可是却没有再提起那只毛色红白相间、戴着蓝色星星帽子的鹦鹉朋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花椰菜国王才会醒悟，他自己并不是一种水果啊。
▲ 回家，摄于灞河广运大桥，2019年10月6日。
被绑架了的舆论，就成为了一把武器。在任何时代，影响力都是一种绝对实力，在构成简单的原始社会中这种观点尤其成立，被推选为部落酋长的当然是声望最高的人。
流量时代，影响力成为了商品，可以被贩卖，也可以被购买。各路营销号凭借财力物力掌握了舆论平台的话语权，在虚假数据的加持下吸引了大量粉丝用户，他们的每一条动态都足以引导缺乏对事实有相当认知的普通民众犯错。
信息的真假在他们眼中从来都不重要，他们关注的是话题热度与阅读数据，那意味着财富。不论是“诺贝尔奖”背后的啼笑皆非，还是大V睁眼瞎胡喷乱咬，为的就是诱骗不明真相的用户参与到互动中去，利用激愤的情绪来换取漂亮的数据。
这样的无耻行径已经慢慢成为了稀松平常，倒像是在佐证言论自由是某种阴冷的讽刺似的，一切都变得似是而非，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宣言。
▲ 佛光，摄于大雁塔北广场，2019年10月6日。
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等待灯光秀表演开始之前，我去北广场边上的KFC点了个套餐充饥，游客非常多，两层楼的餐厅几乎都没剩下多少座位。好在我取了餐点之后楼上的客人走了一波，我很轻松地在吧台附近找到了座位。
可是正当我在内心庆幸自己没有受小吃街的诱惑而选择了干净一些的连锁餐厅的时候，一位老阿姨抱着她可爱的小孙子坐在了我对面不远处的卡座上，老阿姨正对着我的面开始给小孩换尿布。
我回头望了一眼背后女厕门口的排队长龙，又转过头与天真无邪的小孩四目相对，顿时感到一阵凄凉与悲哀。又联想到在街头常看到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做出些诸如乱丢烟头、乱停自行车等低级行为，如果连大学生这样的群体都不能做到规范自己的行为，我想又怎么去要求那些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呢？
来到西安，本已为垃圾分类政策做了充分的准备，没成想政策落地的情况相当差。始终记得走在校园的马路上，不小心偷听到两位并行的女生聊天，其中一位说自己绝对做不到垃圾分类因为自己很懒，另一位竟表示完全的同意；甚至有同学劝我不要兀自坚持搞分类，既然大家都不做，你一人做又有什么用？一位读了硕士的人会这么想，令我感到无言以对，连研究生这样的高等知识分子都做不到尊重规则，那这个社会又有谁还会尊重呢？
▲ 不夜城，摄于中华第一迎宾礼仪广场，2019年10月6日。
问题终归还是出在了教育上。当代教育似乎是过分强调了古时“仁”、“和”的理念，重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遇事讲究忍让；强调“智”与“信”，科技创新与征信制度已经成为社会认可的概念，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需求。“义”与“礼”在商业文明的冲击下显得很暗淡，尤其被视为裹挟着封建等级制度的残余，或者被狭义地解释为“尊老爱幼”这样的家庭美德。
“礼”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秩序。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校教育都专注于“智”的培养，家庭教育也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而忽视了“礼”的要求。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可不单单是因为有雄伟的建筑和辉煌的艺术，更让我们侧目的应当是其规则和制度，是璀璨的精神文化与高尚的社会风貌。
对服务人员大吼大叫的人，很大程度上应当归罪于他的老师，连相互尊重这点基本礼仪都做不到的人，应当永远地留级，不能够予以毕业。
不论是残雪的书，还是北岛的诗，都救不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者，也唤不醒一个麻木无知的蠢货。可如果人类都不关心人类，那不会再有谁在乎人类了，那便是我们不能停止思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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