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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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本来是很平常的一天。
2002年10月底的一个普通的夜晚，图书馆自习室黑压压地挤满考研的同学，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已在这个座位上坐了14小时，晚上十点我做完最后一套真题，感觉不错，决定提前一小时离开，本来也是周日，我决定给自己放一小时短假。
夜色深深，秋风习习，独自一人经过湖边、球场，我给父母发了一条短信：“今天学得还不错，我回寝室了。”我习惯和父母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惊喜的是我立刻收到了父母的回电，在那个一分钟长途一块二的年代，电话显得十分郑重而珍贵。
“姑娘啊，”母亲焦急地说，“学差不多就行了，你可别累坏了！”
“不会不会，你别担心……”
“怎么不会呢？就你这个学法儿，每天起早贪黑，脑子受不了啊！”
……
类似的对话，自从我上高中就重复过很多次，我觉得累坏这种事儿离我很远，所以对于母亲这种担忧，我从来也只是当成耳旁风，应付一下。再说了，考研是我乐于做的事情，我乐此不疲。
不过，接到家里的电话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我品味着母亲馨甜的牵挂，不知不觉走回了寝室。
晚上10点，对于大学生宿舍来说还很早，我能想象一推开门一堆女孩慵懒的情形：我们寝室成绩比较好，多数同学不打算考研，所以比较轻松，通常我回去时她们在三三两两地闲聊。此刻我推开熟悉的1108宿舍门，看到的一定还是这派平常的欢乐景象吧？
然而，宿舍里一个人都没有。东西随意地放着，好像她们都突然集体外出了。我努力思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我错过了什么集体活动？这时我又发觉宿舍格外安静，不仅我们这一间无声无息，连对门、隔壁、整栋楼都异常安静。对了，刚才进楼门的时候好像看到几个我们院的领导站在收发室，每个人都在打手机。这神秘的安静难道和我们院有什么关系吗？
我站在寝室门口发愣，门突然打开了，老大探身进来，她脸色惨白，连嘴唇上都没有一丝血色。没等我开口，她先说：“出事了。”
“怎么了？”我实在想不出普普通通的大学寝室能出什么事。
“再也见不到晓梅了，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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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梅是我们班最为优秀的同学之一。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血液仿佛凝固了。
我盯着老大：“怎么可能呢？什么时候的事情？”
她一脸心有余悸：“就是刚才……现在是十点半……好像就是十点十分的事情吧。”
“怎么会有这种事！”
我也不知道，据说，九点钟的时候她们宿舍同学还给她喂了一碗面条……”
“喂？”
“是啊。晓梅最近不是一直在病着吗？今天她躺了一天。”
“然后呢？”
“十点钟，我去她们宿舍还搓衣板，那时还没事，我出来后，说是过了几分钟，她忽然叹了口气，说‘我怎么会这样？’她们宿舍人爬到她床边一看，脸已经紫了，赶紧做人工呼吸，打120，医生来了一看，说已经不行了，要是再早点就好了。”
难怪我回来时看到宿舍楼下停着一辆救护车。
“你去她们宿舍时，她们在干什么？”
“很正常，她们都在纪圆的铺位，在听她讲什么。”
这个纪圆，原本在我们寝室，她是一部活的音乐之声和个人罗曼史播放机，她能把大家聚在一起听她“讲故事”，这不足为奇，可恨的是她在晓梅垂死的时候还在聒噪。
“120医生说晓梅什么病？”
“还不清楚。”
“不清楚？这还会不清楚？”
“说是颅压过高。”
“她病着去医院看过吗？医院怎么说的？”
“这个……”她压低声音，“现在说省人民医院可能误诊了。”
“误诊了？她好像看了很久了吧？看成什么病了？谁陪她去的？”
女生不一个人去看病，这是我们默认的一条生活规则。
“她老乡，向岩岩。”
“她人呢？”
“1109的人把她叫过去，她说省医院误诊了，已经哭昏过去了。”
“什么！”
“医生给她打了镇定剂。”
“我的天哪，1109其他人呢？现在怎么样？”
“张寿和齐星星那哭得呀……医生给她们都打了镇定剂。”
“她们人呢？”
“现在都在咱们隔壁1110。”
“晓梅人呢？”
“可能还在宿舍……不知道，说今天十一点半熄灯后都不能出宿舍，也许是那时候……院长说已经叫王平、伍潇他们来给她穿衣服。”王平、伍潇是男生，分别是班长和宣传委员。
老大又出去了，大概去了隔壁。我颓然坐在自己的下铺上，不知该做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室友们都回来了，还带回了1109的张寿和包彤。悲痛仿佛即将炸裂，宿管阿姨追进来，一把搂住她们：“孩子，别哭，今天什么都不要想了！你们啊，平时都太不爱惜自己了，就你们那么学习，起早贪黑，睡眠根本就不足，身体受不了啊，我们看着都心疼……”
忘了阿姨怎么离开的了，起初张寿她们还在哭，还在激动地说“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她……她小外甥刚刚出生，她一直想看看他……医生说，就差几分钟，就差几分钟，哪怕再早一点就好了……”
眼睁睁地看着朝夕相处三年多的室友死在自己面前，其悲伤与恐怖不言而喻。然而很快，也许是已经失去了力气，也许是药物发挥了作用，她俩被同学按在床上，又被紧紧搂住睡去了。
令人窒息的寂静弥漫在楼里，只有灯管发出震动的噪音。楼道里有人来回走了几次，突然“啪”的一下，灯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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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领导周日当晚就通知了晓梅的父母。她的家很远，不过，这么大的事情，我认为他们肯定最晚周二就会到了，事实上，他们周四上午才到。
晓梅的父母到来之前，同学们拼凑出了晓梅这几个月生活的轨迹。
为了省路费，为了学习，为了社会实践，为了赚生活费……为了很多理由，晓梅暑假没有回家，她已经九个月没有见过家人了。一直以来，她给人的印象是单薄而健康，大一大二的运动会上她还参加过项目，可到了大三暑假后期，她生病了，总是看不清东西，于是去了附近一家市级医院，看眼科。医生治疗了一个多月却不见效，于是医生感到拿不准了，建议她转院到省人民医院治疗。在那里，她挂了眼科专家号，专家一口咬定就是眼疾，让她每周去打针，打针的部位就是那只看不清的眼睛。又治疗了一个多月，晓梅的眼睛始终没有见好，整个人都病恹恹起来，连举手投足都愈发虚弱无力了。
国庆过后我买了一部手机，那时班级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手机，所以这也是新鲜事，晓梅还专门到宿舍找我看过这款手机，临走时她乖巧地回头关门，老大还怜惜地说：“你现在可真是个病西施啊！”晓梅笑了，我们也都笑了。是的，她病了，但病得很美。记忆中，那似乎就是我和她最后一次接触。我这段时间为了考研早出晚归，和很多同学都没怎么碰面，对学习以外的事情也都不关心，我常常听同学说“晓梅病了”，还以为是她感冒了一直没好。
由于晓梅的“眼疾”一直不好，眼科专家让她拍了x光片。出事的前一天是个周六，晓梅取回了结果，这一来竟然发现有脑积水，眼睛看不清东西大概是视神经被压迫了，并不是眼疾。于是医生又建议她做核磁共振进一步确诊，但是晓梅怕花钱，没有做，向岩岩又陪她回来了。她回宿舍的时候有同学看到她走路很吃力，全凭向岩岩扶着。向岩岩是她的同乡，与我们同校，只是低一级。
星期日，晓梅在她的上铺躺了一天，下午四点多她家人把电话打到宿舍座机，询问病情，她起来接了电话。那是那一天她唯一一次下床。
到了晚上晓梅还一直躺着，向岩岩过来看她，九点钟，和寝室同学一起喂她吃了一碗面条。
九点半，有人问晓梅感觉怎么样，她不耐烦地说“不要吵我”，由于平时她不这样说话，同学还有点诧异。
十点，我们宿舍老大去还搓衣板，晓梅的宿舍还是一片欢乐的气氛，她躺在上铺，其余人围着纪圆听她讲着什么。
十点十分，晓梅长出几口大气，叹气说“我怎么会这样！”
同学们感到不对，爬到她的铺位上一看，脸色青紫，赶紧人工呼吸，打120，但什么都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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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人心惶惶，近乎停课状态。老师们到了教室，面对着流泪的我们，也是无心上课，他们也非常震惊。
星期一，第一个来上课的老师没有讲课，听了晓梅的事，感慨到：“这是我们学校这么多年第一个死在宿舍里的。”
星期二、星期三，我掉了两天眼泪。我心里充满对这个世界的恨。
我恨这个环境恶劣的宿舍。我们和晓梅的宿舍都挨近楼门口和洗漱间，早上是最先吵闹起来的，晚上是最后安静下来的。每个宿舍都满满当当地住着八个性格各异的人，且不说性格是否相合，谁也管不住别人的嘴，四年下来，谁也别想在宿舍里睡个安稳的好觉。宿管对于调宿舍、调床位这种事情管理得莫名严格，晓梅入学报到时偶然分到上铺，这几年她一直住着，如果当时偶然分到了下铺，那么同学们就能早点觉察到她的异样了吧？
我恨晓梅看病的省医院。据向岩岩说，晓梅一共在那里看了六次病，也就是说，那个专家每一次都心不在焉地误诊了。我无法想象他是用什么嘴脸面对晓梅的，也许见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年轻女孩，他不认为有认真工作的必要吧。
我也恨晓梅的室友。她们为什么那么愚蠢？晓梅躺了一整天她们难道没觉得危险？那个纪圆，在晓梅去世前，把别人都聚在她的床铺边，大讲特讲的，估计还是她那点罗曼史吧？如果不是纪圆攀着其他室友，可能早就有人注意到晓梅出问题了吧？而且，晓梅睡在床上，纪圆还在肆无忌惮地讲话，这难道不是一种打扰？
我最恨的，还是我自己。前些天晓梅不是来找我看手机了吗？其实那时她也是一副病容，可我为什么不能多关心她一点呢？当时的我，一方面是在忙所谓自己的事，另一方面，也是担心显得越界、多管闲事。我下意识的反应，她是有人照顾的，我何必再啰里啰唆？可是，如果我多管闲事一点，也许就不会有她的离去了吧？我多希望那个周日的晚上一切都像平常，我走入楼道，迎面遇上正往洗漱间走的晓梅，我们还会笑一笑打个招呼……
时间总是随意地过去，悲剧发生后，我只希望时间能倒回来一点点，只一点点就好，可一点点也回不去了！
星期三晚上，我买了一大堆零食和水果，狂吃了一气后，我倒在床上一动不动，再吃一口，我就会爆炸了，睡意袭来，我阖上眼睛。
明天，晓梅的父母就到了，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依靠，他们一定会给晓梅伸冤，误诊的医院、失职的医生、甚至这住宿条件破烂的学校，你们就等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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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中时间仿佛过得很慢。星期四上午，晓梅父母到了。
他们的穿着非常朴素，表情平静，辅导员赞叹他们是很温和善良的人。晓梅母亲身材高挑，与晓梅十分相似，我也能从她脸上找到晓梅的秀美，不管走到哪里，晓梅母亲都走在前面，看来她是这个家里主事的人。除了学院领导，他们身边还跟着一位中年女性，我想应该是来帮忙的亲戚。
晓梅父母在全班同学的簇拥下来到她的宿舍，推开房门，迎面扑来满满的香气，宿舍的桌子上、床上早已摆满了花，好像提示我们晓梅是一个花儿一样的女孩。
晓梅母亲仿佛已经接受了女儿死去的现实，她微笑着扫视着晓梅的床铺，轻轻地点头，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一直到临终前，她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做祷告。”
“嗯，很好。”晓梅母亲满意地点头，好像这不出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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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梅信宗教吗？”晓梅的父母离开宿舍后，我赶紧问室友。
“是的，你不知道吗？她每周都和咱们班孙维一起去教堂做礼拜。”室友回答。
她这么一说，我都想起来了。是啊，孙维是我们班一名公开的基督教徒，连网名都来自圣经。每周六孙维都会骑着自行车带晓梅出去。我见过晓梅坐在他自行车后的样子，笑得很甜蜜，两个有共同信仰的人好像行事也非常默契，也难说彼此暗自没有一点隐约的好感，记得之前班级聚餐的时候，晓梅从远处看着孙维，连我都能感觉到目光中带着高于一般的好感。不少同学都认为他们是很合适的一对，不过，当时他们都各自有异地的男女朋友，因此也就格外沉默地恪守着那道屏障。
关于晓梅和宗教有关的行事方式，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次捐款，当时大家都不宽裕，很多同学都有助学贷款，即使不捐，也没人指责。我只捐了一个平淡的数字，不过晓梅默默地捐了五十元！大家都是穷学生，我们对她这么出手阔绰都十分震惊，事后很多同学都认为这个她的信仰有关，也很钦佩。
很久以前，因为我好奇地问过一次她的宗教，晓梅还曾经想带我去教堂，不过我没有勇气跨出那一步，也就没有去，晓梅当时的表情很失望。
星期四当晚传出消息，晓梅的追悼会将依照她生前的信仰，在教堂举行，时间是周六早上六点。而这之前，晓梅的父母会怎么和学校、医院交涉晓梅的死因呢？误诊的官司会顺利打赢吗？我真的很为他们担心，我决定，不管他们要做的事情有多难，我一定全力支持他们，就算为晓梅尽一点同学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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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北方城市周六早上格外寒冷，六点钟的天空还是漆黑一片，全班同学抵达了晓梅生前常去的教堂。
教堂大厅像电影院一样昏暗。讲坛上只有一张桌子，没有追悼会的横幅，更没有晓梅的照片，看来这将是一个朴素的仪式。
几个慈眉善目的妇女，看起来是信徒，看到我们的到来很高兴，引导我们走到前排坐下。她们的脸上充满了兴奋，好像孩子看到家中来了客人，忙前忙后甚是殷勤，等我们坐下了，她们给第一排的同学每人发了一本圣经。
晓梅父母和那个一直跟在身边的亲戚也来了，和几个教会的人都坐在讲坛上。一个身材矮胖、一脸正直的阿姨先站了起来，她看起来很有威望，也有几分兴奋，但她努力掩饰着。她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
“各位兄弟姐妹，欢迎你们来到教堂。我希望你们都能了解基督教，这是一种好宗教。现在的世界有很多问题，战争、饥饿，世界上没有一天和平安宁，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都是因为魔鬼、撒旦。不信基督教的人，都会受撒旦的控制，所以很多人生活得非常痛苦，我们信教，就能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我们让别人信教，就能解救他们。信基督教是好事，要不怎么西方人、连美国总统都信？有人说，你们信教干什么？我说，信教的人都是好人，都努力工作、孝敬父母、善待家人和周围的人。你们看我，我还资助了两个贫困儿童。”
我忽然明白了，教堂里难得来了这么多大学生，这些信徒们想借机传教。虽然我对这传教的时机、方式很不认可，但是，既然这就是晓梅生前的信仰，她死后，认可她认可的东西，也是对她的尊重吧。
台上的阿姨还在口若悬河，内容还是单调的宣传，我只想知道，晓梅的追悼会，究竟是开始了没有？如果还没开始，时间已经过去快一节课了，如果开始了，为什么这个兴奋的阿姨还不提晓梅。
不，提到了。阿姨好像要结束她的讲话，突然话题一转，语气凄厉，她转向晓梅的母亲，说：“所以，我的姐妹，你不要伤心，你虽然失去了女儿，但是，你的女儿找到了一位如意郎君，他，就是上帝。”
台下“嗡”的一声，很快又静下去了。我看向晓梅的母亲，她微笑着轻轻点了点头。我想，既然这是晓梅全家共同的信仰，不能理解这种话语方式，可能只是由于我是个非宗教人士。
第二个站起来的是与晓梅父母形影不离的亲戚，她看起来四十多岁，衣着十分简朴，看起来很和善。好像不擅长公开发言，她的台风略显得有些不得体，她腼腆地笑着，说：“我觉着吧，大家都应该信基督教，基督教确实特别好，我家有人得过大病，信了基督教都好了。”
台下，不知是哪位同学按捺不住，发出不屑的声音。
这个妇女像争辩一般，补充道：“是真的！以前我丈夫肝癌，我女儿白血病，都是晚期了，信了基督教都好了。”
台下嗡嗡作响，我也感到很不可思议，仔细端详信众，貌似整体没太受过教育，也许问题不在于这种宗教，而在于她们的教育水平。晓梅和孙维，他们不是信徒里的大学生吗？他们不是这样的思维，也不曾这样评价基督教。所以，出于对他人信仰的尊重，我还是尊重这个群体吧。
等一下晓梅的妈妈发言才是追悼会最重要的内容，家庭是人最后的依靠，母亲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人，晓梅妈妈会怎样谴责失职的医生和住宿条件恶劣的学校呢？我捏着拳头，焦急地等待她站起来讲话，而她也终于站起来了。
晓梅妈妈目光慈祥，表情坚毅，微笑仿佛能给人巨大的力量，一举手一投足都带着晓梅生前的秀美，看到她我就感到心里有了很多底气。晓梅妈妈坚定地说：
“今天，当着各位领导、老师、同学的面，我要在这里表个态。”听到这里，我舒了口气，终于有人要给晓梅伸冤了。
她继续说：“我要向在座的各位保证，对于我女儿的死，我今后再也不追究了。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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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火葬场告别了晓梅的遗体，可能被入殓师画过妆，她面色红润饱满，并不像生前的她。火葬场拥挤纷乱，气味刺鼻，从那里回来，我感到自己失去了力气，也许别人也是这样。
几天后，送别了晓梅的父母，班级搞聚餐。这个时候聚在一起，有点抱团取暖的感觉，然而这是入学以来最沉重的一次聚餐。班长王平在大一时曾经追求过晓梅，只是没有成功，此时，他已经瘦了一圈，他想和往常一样题词，可一番搜肠刮肚后，好像也没找到什么合适的语言，他像完成任务一般，空洞地说：“经过这件事，我们班更有凝聚力了……”刚说到这里，就有人哭出了声音。王平和其他男生都努力安慰着女生，没什么话，能喝酒的同学，都比以往喝得多一些。后来王平喝醉了，他执着地认为，如果晓梅大一时接受了他的追求，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不幸。
晓梅的教友孙维沉默得让人感到压抑，酒过三巡，他在班主任身边坐下，说：“老师，我觉得晓梅的事情就这样放下不对，即使她父母不想打这个官司，以后我们也应该帮晓梅打。”听到孙维这样说，我忽然感到心里恢复了力气。
原本在喝酒吃饭的辅导员，突然反应很激烈，不以为然道：“孙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觉得揪住这件事不放，就能让她的父母平静吗？就能让她的父母以后也幸福吗？”
孙维还想争辩，但是都被辅导员反驳回去了。我突然觉察到了一种来自组织的压力。
果然，几天后，班会上辅导员说：“你们现在要注意自己的言论，不要到处讨论这件事，这会在社会上造成影响，让人觉得我们学校好像不行了似的。你们可能不知道，现在校园里有很多便衣，平时你们说话，都是有人在听着的。”
“我们说话还不行了？”有同学抗议。
“不能乱说，”班主任说，“现在都有人认为咱们班同学要出去游行。”我暗自想，虽然还没人策划这件事，可是为了证明我们的同窗之好，即使游行也在情理之中吧。
“哎呀，谁说的？净瞎说，我们可没要游行。”一个伶牙俐齿、威望超群的女生突然愤愤然说，马上有人跟着点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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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还十分不甘，但这件事貌似就这样结束了。多数人都受到了惊吓，无心学习，我反复在心里琢磨晓梅之死的前前后后，身心俱疲。
我始终放不下的是晓梅母亲的态度。一天我给自己的母亲拨了个电话，话未出口，我已经哽咽，母亲急得追问了几句，告诉我不需要太拼，最后依然是要我注意身体。
那段时间，我不想与任何人说话，也笑不出来，受一个也在考研的高中同学照顾，每天泡在图书馆。在图书馆坐上一会儿后，我就会感觉心里长出一个透明的水泡，水泡慢慢长大，把我和这个世界隔绝起来，周围所有的声音好像都很远。有时候，旁边的同学说一声：“同学，借过一下。”这水泡就破裂了，可过了一会儿又从心里长出来。
我坐在图书馆，在学习，也在怀念晓梅。她曾想看小外甥——一个人有愿望，说明她真的存在过。想到她曾被医生那么草率地对待，我心里升起对医院和社会的恐惧。也许，医生看到她时，心里想，这不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女孩吗？何必那么认真！
我在为晓梅悲伤，也为自己不安。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考取研究生，知道自己考取后，我深吸一口气，让很多东西都翻页了。
后记
事情过去很多年了，前一阵，一个男生在晓梅的祭日给我打电话，几句贫嘴后，他仍然像当年一样怨愤地说：“唉！咱们班同学，太没人情味！”
对，我不就是这样吗？那件事后，我始终没能为晓梅做些什么，最大的变化就是总是喜欢提醒别人注意安全。
晓梅所有的室友、教友孙维、追求过她的王平、以及事发当晚为晓梅梳头穿衣的伍潇，都沉沦了好久。上一次伍潇又在微信群提起晓梅，令我突然意识到，在那件事里，他的心里创伤一直没有痊愈。于是我又想，那时候学院领导为什么逃避责任，把为死者梳洗的残忍工作推给毛头小孩？传奇中，人往往在灾难中创造奇迹，现实中，人往往被灾难打击成心灵的残疾。
班级里的女生多数都早已成家生子，男生中也不乏被公认事业有成的。有一大拨人定居在上海，有一次他们上传了一张带着父母孩子在公园的合影，一眼看去竟然有几十个人，颇为壮观。那时候我想：晓梅在学校时那么优秀，如果能够活到今天，一定也能够给她的家人带去很多骄傲和欢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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