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外婆

我的外公毛本善，昔阳县东冶头村人。

毛家世代诗书传家，广有土地房产，一直是东冶头村具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不过到我外公这一代，因为外曾祖父去世的早，外曾祖母独力持家，加上世道乱，家族的财力已是大不如前。外公兄妹五人，三男两女。我的外公不前不后是次子。但由于长外公澄善从小过继给同门伯父，三外公考善从小离经叛道，不受管教，后来干脆离家出走。在我外曾祖父早逝后，我的外公实际上帮着外曾祖母撑起了整个家庭。这个可以从姥姑万善的讲述中得到印证，姥姑出生不久，外曾祖父就去世了，外公带着姥姑出去，总是把她背在背上，背不动了，就说好话：“你少走一会，走一会哥哥再背你。”在五个兄妹中，外公与小姥姑的感情是最好的。

外公饱读诗书，写得一笔好字。终日里到处写字，以至于穿得长衫上墨迹斑斑。这同时也反映出外公婚姻的不幸。外公先是娶了辿上的郭氏，郭氏外婆生有一女，取名贵玲。但郭外婆身体不好，患有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在她的女儿七八岁时去世了。不久后外公迎娶了我的外祖母胡兰芳。我的外婆生于小瓦邱的一个中医世家，兄妹七人，她排行姊妹三人中的老二，大姥姨叫灯妮，我的外祖母就叫看灯妮。胡兰芳是婚后外公给起的名字。外婆从小家里不愁吃穿，但她生有一种怪病，脚上长疮，严重时不能走路，只能爬出爬进。以至于延误了婚事。二十出头了才补后嫁进了毛家。外婆进门那年，贵玲姨九岁，她很高兴地跟着去小瓦邱回娘家。外公的生活也正常起来。

外婆进门后，很快添丁进口，五年之内，先后生下了三个儿子。这几年应该是外公外婆的黄金时间。但他们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日本侵华的铁蹄踩碎了，1937年冬天，日本人占领了东冶头镇，并且在镇上扎下了据点。东冶头的区政府被迫迁往七区，外公当时任东冶头村的村长，举家随区政府外迁，开始了流浪生涯。当时的情况也不是非迁不可，但外公是很有民族气节的，他说他不愿见日本人的面。贵玲姨（1924-1938）当时在县城里读书，没有随迁。解放前读书的人本来就少，女孩子就更是凤毛麟角，这也说明了毛家诗书之家的与众不同。但她在次年死于肺结核，结束了可怜而短暂的一生。

外公外婆迁到七区后，生活艰难。后来前线战事吃紧，区公所裁减人员，外公便在朱石铺教书为生。冶头的小姥姑担心他们的生计，常常捎点粮食下去。但小姥姑属于旧社会的小媳妇，她的寡妇婆婆是村里出了名的厉害，家里放的米面要按上手印，做上记号。在这种情况下，小姥姑要弄点米面出来，实是难上加难。这样难的境况下小姥姑也要接济姥爷一家，足见他们的兄妹情深。

1945年3月15日，我的母亲出生了，外公给她取名叫贵娥，说是天上有个叫这名的神仙。同年8月，日本人战败投降。对于外公来说，这本来是个好消息。但历史给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在共产党紧跟着开展的“反特”运动中。朱石铺的人盯上了来自外乡，又有学问的外公。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廉先生劝外公：“我看这形势对咱们不好，咱还是走吧！”倔强的的外公说：“我要让他们掏出我这心来，看看到底是黑的红的。”就在那年秋天，外公被拉出去乱棒打死。罪名是莫须有的“有一次村里去了日本人，说那日本人是外公引去了”。不仅仅这个罪名是捏造的，而且更可恶的是就在外祖母和孩子们的眼皮子底下将外祖父棒杀。这是怎样的一种残忍呢？人性怎么可以凶残到这种地步？时隔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写这些文字时，仍然浑身发冷。那么外祖母和她的孩子们当时是经历了怎样的恐怖和绝望呢？这样的兽性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那种阴影伴随了外祖母的一生，我家一墙之隔有一盘碾，村人们经常在此碾面，有一次，套上的牲口惊了，拉着碾轱辘唿擂倒腾地转起来，坐在我家炕上的祖母登时发病，浑身发抖，不能自持。外祖父惨死后的次日，昔阳县政府下达文件“不允许随便打死人”。可是，迟到的文件面对一个孤儿寡母的家庭是怎样的一种无助！

我的外公外婆

万幸的是，在这样绝望的境遇里，我的外婆选择了坚强。在朱石铺寄埋了外祖父，七七四十九日后。辿上的姥舅去接她和孩子们，计明舅舅七岁，襁褓中的母亲七个月，还有至少一到两个舅舅同行，步行回家。小脚的外婆，一群惊惶失措的孩子们。经过了艰难的跋涉终于回到了东冶头。可是，冶头这个离别了八年的家已是物是人非，一无所有了。另外的两个舅舅许是惊吓，许是染病，许是饥饿，反正是先后去世了。晚年的外婆经常说：“自己罪孽深重，丢了那么多的孩子。”可见，外婆的孩子们不管活了多大，一直是在外婆的心里的。但是真正造成这种悲剧的人们心里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忏悔呢？！

回到冶头后，外婆一家主要以讨饭为生。年幼的舅舅帮人家干点零活，讨点米面，也去乡政府掏面汤，外婆做点针线活帮衬着。常常是锅开了，还没有米下锅。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很多人劝外婆改嫁，可是外婆的态度很坚决：“只要这两个孩子活着，我就不走，这两个孩子死了，我也就去死。”外婆以她超人的毅力支撑起了外祖父留下的家。

几个月后，东冶头村里会上讨论，“计明要饭哩。”结果是村里救济了一布袋粮食。从此舅舅结束了讨饭的生涯。但生活依然艰难，并没有因新中国的成立而有所好转。外婆一辈子都在忙碌，一年到头做针线，秋收后拾秋，冬天拾柴。小瓦邱的小老舅经常来帮忙，他到冶头来赶集，经常留点粮食给外婆救急。

在外婆的努力下，在亲戚们的帮衬下，我的妈妈长大了，并且赶上了新中国的义务教育。舅舅和妈妈一起上学了，妈妈的成绩一直很好，但她初中毕业时正好赶上了“六二压”，失去了再升学的机会。

再后来，母亲就嫁给了我的父亲。我们家也是一个赤贫的家庭，经济上捉襟见肘，但集体分的粮食却是吃不完，从此青黄不接时的粮食，冬天的柴火等等的接济一直持续到外婆去世。

再后来，舅舅好不容易也成家了。外婆帮着照顾我们姐妹，也照看孙子，每天忙忙碌碌的。外婆守着她的孩子们，也守着她的幸福。

晚年的外婆患了中风，严重到偏瘫，失语。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有五六年，这种不能自理的尴尬对于刚强的外婆是一种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外婆曾选择自杀，但她没有如愿。若干年后，我常常在想：“一个人身患绝症，好转无望，屈辱地活着和心甘情愿地死去到底那一种更好呢？”

外公惨死后，草草掩埋在异乡，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坟墓无人祭扫。外婆生病后，舅舅想外公可能尸骨无存，碹葬时碹的是小葬。也许天道有知，1988年秋天，小舅舅王树林（小姥姑的次子)到朱石铺一带割条（荆条，可以用来编各种农具)，遇到一位老者，老人家得知他来自东冶头就问：“冶头的毛先生没有后代了？”小舅说“怎么没有来，那就是我表哥，俺那妗孙男得女了。”老者说：“那怎么这么多年了，也没有来收拾毛先生来？”在同老者的攀谈中，小舅很惊诧地得知：这位老者一直照看着外公的坟墓，知道当年外公被狼拽去了一根胳膊。小舅舅回来后，同计明舅舅说了情况。次年清明前，舅舅，小舅舅，我的父亲三人前往朱石铺恭请外公还乡，他们找见了那位老者，并再三感谢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我的外婆当时已经失语，在外公起灵还乡那一天，外婆一天没有吃饭，四十多年前的一点一滴勾起外婆多少伤心事呢？

我上初中时，受当时政治的影响，天真地认为：“新社会一定什么都是好的，旧社会一定什么都是不好的.”我曾向外婆问过一个愚蠢的问题：“新社会好还是旧社会好？”外婆的回答是：“好甚哩好！”小时候的我，对这个回答是不满意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能理解，旧社会里外婆有“毛先生”这样的的男人做后盾，她的生活是有依靠的。可到了新社会，做为一个没有了男人支撑的家庭的女主人，她从哪里能感受到幸福呢？

那一年，一个当年在冶头据点驻防的日本人到水磨头来投资，顺便回访东冶头大学堂。冶头街上的人一边两行争着看日本人，我妈妈对外婆说：“妈，人都是去看日本人哩，咱也去看看哇？”外婆说：“看乃黑鬼们砍哩，害哩咱家破人亡鬼吹灯。”我对外婆的爱憎分明肃然起敬。

1990年夏天，外婆终于走完了她艰难而坚强的一生。外婆守寡四十多年，没有留到世上一丁半点的闲言碎语，留给子孙后代的是她的坚强和坚持。外婆永远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