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来的太快，被打脸的不该只是“媒体”

反转来的太快，被打脸的不该只是“媒体”

4月22日，一篇名为《谁是杀死一个书店的凶手》的“10万+”文章让一家叫做南锣鼓巷朴道草堂书店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然而，和众多热点事件一样，紧接着上演的是“反转”的戏码。超乎了“中国互联网热点新闻3天之内必有反转”的定理，当天晚上，题为《谁TM有空杀死这家进后院要收100块钱的书店》的“打脸文”就横空出世。

一夜之间，两篇立场截然相反的文章、两种争锋相对的态度、一场精彩的反转戏码。“围观群众”的态度也从同情声援转成质疑和指责，纷纷表示之前被实体店的情感绑架出现误判。

发生在新闻事件和舆论热点上的这种“反转”并不少见，“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最终证实是子虚乌有、“罗尔救女事件”最终成了骗捐、“东北农村礼崩乐坏”全是虚构……尽管信息铺天盖地，但真相却永远在路上，而众多“吃瓜群众”也总坐着情绪的过山车。

在新媒体时代，新闻反转的戏码此起彼伏，而人们也易把这些反转归结于新媒体技术。诚然，在这个随时发生反转新闻的当下，这种观点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但新闻反转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更不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的年代人们就已经不时地经历着新闻的反转。比如“大跃进”时期的“亩产万斤”，在当时就是言之凿凿的“事实”。媒体报道连篇累牍，言之凿凿，人人都信了。后来，类似的“新闻”全都反转了。只是当下的媒介生态环境将新闻反转的各项因素放大，才导致了反转戏码的频繁上演。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新闻反转并非总是坏事。“报刊的有机运动”是马克思提出的关于报刊报道新闻的过程理论，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新闻的发生、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正是人们一步步逼近真相的过程。换句话说，新闻每反转一次，我们离事实真相也就越近一步。没有人能以“上帝视角”洞察每一件事，新闻报道也是如此，都是记者一步步深入了解和采访从而尽可能还原客观事实。新闻报道不同于法院判决书，不是最终裁决，而是对每个阶段所发生的事件的客观描述，这是新闻报道的一种属性。

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由于大量未经专业训练的“公民记者”承担了大量的传播任务，新闻专业主义正经历着重大打击。信息核实的成本普遍增加，人们在不经意间便成了造谣、传谣的工具，而记者成了最终的“背锅侠”。比如，上面那两篇社交平台热文，前者作为当事人自述的这类传播形式，因为是第一手材料，而且充满情感，时效性强，很容易被人们相信。但是，当事人的自述，往往有意无意地略去了不利于自己的信息，而倾向于传播符合自己期待的新闻。后者列举了：被封的书店大门系违规开墙打洞、书店设置至少买一本书的消费门槛以及100元的付费阅读区等事实陈述。不同于前一篇的过度煽情和抒情化表达，这一篇显得更加有理有据，事实表达多余情感陈述，自然又掀起了另一波的站队和声援。在这种传播中，或无限放大冤情，群情激昂；或荣耀走上巅峰，正义无可辩驳。不论哪种，皆不是新闻报道的理想模式。

新闻一再反转，除了新闻本身的问题（或者说信息传播者的问题），信息接受者自身的局限也不能不提。据凯迪数据研究中心在广州发布的《中国网民网络媒介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网民的媒介素养整体处于中等水平，新媒体使用能力最强，但批判性理解能力最弱。很多情况下，媒介素养不强的网民惯于根据个人经验来脑补新闻，不是基于新闻事实，而是基于“刻板印象”和“符号标签”来理解新闻。比如，当城管和小贩发生纠纷，就脑补出“城管暴力执法”；当发生“地铁打人事件”，就想当然地谴责男生欺负女孩子；当提到“女司机”，便不由自主联想到“马路杀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只要事件符合他们的情绪需要，就选择马上相信，不论信源是否权威、事实是否完整。

就目前而言，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无疑是新闻最多的时代，也是新闻最差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与接收者，我们比以往更快、更容易获取信息，却也最难获得真相。所以，当下一次反转来临，别光顾着打媒体的脸，想想怎么不让自己被打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