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就像一个巨大的长焦镜头，逆着时光，往回望，镜头里能够捕捉到的任何一个生命中的过往都是美的。
那时，华顶公司刚刚成立，二十多岁的我是公司里唯一的一名男工，在手编车间烘鞋子，把一双双拖鞋用楦头撑起来，挂在铁架上，送到一个灰色的大铁皮烘箱里加热，大约二十分钟后，再把这些拖鞋拽出来，用电风扇吹风冷却，然后取下来送到前面桌子上包装。
由于常年靠近烘箱，又干的是体力活，再加上我怕热，因此我一年到头穿得很少，甚至是在大冬天里还会穿夏天的塑料凉拖鞋，这让在前面桌子上包装的小姐妹们接受不了，纷纷称奇。可我也不在乎，只顾脚底清爽不冒火，我行我素。
负责包装的小姐妹有四五位，站在一张蒙着皮的长方形铁桌子两旁，剪线头，擦汽油，塞纸插，包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她们大都是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在她们面前，我是一个已经结婚的大哥哥，还是一个高考的落榜生，就像一个被折翅的飞鸟，落进了工厂里，心里是一片青春的迷茫。
和我相比，这些刚从外地涌上来的打工妹就比我快乐得多，整天就像一群快乐的小鸟一样在我的面前叽叽喳喳的叫。洪彩梅整天就乐呵呵的，她个头不高，娃娃脸，来自泗阳的众兴镇，却说一口让人觉得好听普通话，她的两只眼睛特别大，说话的时候就像有两个雷达在天空中转悠。有闲的时候，我就到包装上帮剪线头，插纸插，听她们讲话。
就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我和洪彩梅在一起工作了三四年，后来，工厂不断扩大，我们从原来的距离很近而被稀释到了七八百人的人群中，见面机会少了，偶尔上下班时碰到她，我都会亲热地喊她一声“小彩梅！”，她也会亲热地叫一声“王师傅！”
最近由于欢送一位姐妹退休，我与洪彩梅在饭桌上相遇了，在吃饭的时候，洪彩梅竟然和我讲了一段往事，并且和我有关，她讲述的是二十几年前我晚上送她回家的故事——
从我们厂向东走一点，油箱厂墙头外边，有一条很深的巷子，很长一截没有人家，间隔很远才有一盏昏黄的路灯，在打着瞌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打量着在小巷里匆匆而过的行人。
这样的情境会让走在这里的小姑娘害怕，不由自主地害怕，总觉得后面有脚步声，有人跟上来，于是就加快脚步，越走越快，甚至是小跑起来，心中的锣鼓也越敲越快，越敲越惊险。
当然，这样的情境也会让坏人想入非非，仿佛就是为他们安排的场景，让他们心中的邪念迅速发酵，突破理智的防线。
那时候社会治安没有现在好，大街小巷没有摄像头什么的，虽然大街上没有人敢杀人放火的，但是在一些隐蔽的角落里，还会有一些大小流氓就像阴沟里的老鼠在蠢蠢欲动。有一回，我们的一位长得比较漂亮的姐妹就在这个巷子里遇到了“流氓”，幸亏后面又有人过来才吓跑了流氓。
因此每天晚上下班后，王师傅都跟我们一起走，护送我们回家。有时到了下班的时候鞋子还没有包装完，王师傅就帮我们用汽油擦鞋子等我们。
那时候我们都十八九岁，王师傅就是我们的老大哥，亿力自发地担任起晚上护送我们经过那条危险小巷的任务。他虽不魁梧，无法胜任一个英雄救美的保剽角色，但他毕竟是一个男生，有他在，坏人就不敢胡来。
王师傅住在我们前几排的人家，而我们住在王师傅家的后面，从小巷向右拐还要隔几家，土路，没有灯，那时也没有手电和手机可以照明，我们一下子从昏黄的亮光中跌入黑暗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试探着摸索前行。
我们租住的都是城郊结合部蔬菜队菜农家的破旧的民房，一间房几十元钱一个月，租房成本比较低廉，因此在这个地带住着社会上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让人没有一点的安全感。
每次，王师傅都是陪我们走完这段漆黑的路，一直到我们在黑暗中摸到了出租房的大门囗，然后摸出钥匙开门，进门，等到大门的门栓咣当一下栓上后，然后我就向站在大门外的王师傅发信号：王师傅，好了啊！
站在大门外黑暗中等待的王师傅，一直听到门落栓的声音，他的心才会落回到安全的地方，然后他会回我一声，那我走了啊。然后才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返身往回走回他的住处。
听着洪彩梅的讲述，我的心被温柔地触动了一下，透过时光，我仿佛看到了年青时的自己，我想向以前的那个我致敬，向我的青春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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