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字渊明，家住江西九江的柴桑，位于庐山南麓，近山临水。曾祖父陶侃，是东晋一代名将，封疆大吏，只是到陶渊明的时候，家道中落，恩荫当了个彭泽县令。待到他41岁，实不堪忍对上司谄媚，辞官隐居在庐山星子县的玉京山，后因家中失火，又移居南村，开始20多年的归隐生涯。
陶渊明并不生来就是一个脱离现实的隐士，少壮时代，曾经崇拜田畴、荆轲那类人物，是个“抚剑行游”的游侠儿，即因志不得伸，非常果断地立即归去。他之回归自然，一半出于性情，一半也是人生挫折所产生的反射。
陶渊明又是孤独的，他的诗作，生前无人重视，至唐代开始，大诗人李白、杜甫对于陶渊明诗的风格，予以最早的揄扬；白居易特别重视渊明高洁的人品，寄以无限的敬慕；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都曾摹拟过陶诗，但他们只是欣赏他，没有研究他。
到了宋朝，陶渊明研究突然出现了高潮。据文献记载，赵宋一代，编刻陶集达十七种以上，苏轼《和归去来辞》，传至京师，大家争相和作，苏轼于诗，自视颇高，向不专主一家，也不特别欢喜哪一个人的诗作。但至步入中年，贬谪黄州后，开始偏爱陶诗起来，如言：“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则是非常恳挚的自白。尤其喜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
此南山是何山？庐山是也。
黄庭坚点出读陶的重要关键：
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
及绵历世事，如决定无所用智。
陶渊明并不是饶有深度的哲学家，他只是用朴素的文字歌咏人、自然和人生，描画卑微的乡村生活，老老实实写出他自己强硬的性格。他的诗，皆以经验和感情做基础，而非基于思想。因此“他的作品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语，却是平民的言语。所以他尽管作田家语，而处处有高远的意境；尽管作哲理诗，而不失为平民的诗人”。
读陶者，若不了解他对社会现实的基本态度，若不明了他这一生的经历背景，从情感深处探索他精神生活的源头，便不能完全领略他的诗意；不能了解诗中之意，当然读来“如嚼枯木”了。
苏轼少年时代，辛勤苦读；学成之后，却又忍寒挨饿，奔波道路。当初以为政治这东西，具有无比的力量，可以拯救人类的疾苦，铲除人间的不平。所以纵然吃足苦头，也抱着极大的信心，要将一腔热血，自己的理想，化作人类千年的福祉。不料官是做了，但所参与的现实政治却是那么丑恶，不但抱负成空，而且并不容他。这眉州的农家子弟做了官，恰如菜虫之化蝴蝶，添了两条翼翅，适足被网胶黏；又如雀入大水化为蛤，再也不能远走高飞，回不了老巢。这一切全是可哀的人生谬误。《和陶饮酒之四》曰：
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
一朝传两翅，乃得黏网悲。
啁啾同巢雀，沮泽疑可依。
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
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
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
苏轼将自己的生平，比作暗浪汹涌里的一叶小舟，醉中夜发，到处充满危机与险巇，但是一觉天明，竟也平安度过千山万水了。过去的不必再说，未来的日子，却要好好安排一下。
以诗人生活而言，渊明所写的田园之乐，已经那么动人，而陶潜另一美丽的想象——混合传闻的事实，所构想的理想社会——桃花源，则更令人向往。
桃花源，那是一个男耕女织，各尽其力，各取所需，没有待完的税课，没有政府管束的平等社会；男女老幼都过着自然的生活，不用劳心，没有争夺的自由乐土。这个样子的社会，对于一个不容于现实世界，彷徨失路的人，实是太大的诱惑。
桃花源真实的地方何在？这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居民，到底是从哪里、从何时来的？桃花源里的人是否都已成了神仙？这许多问题，历来的文人，穿凿附会，争论不休。
苏轼认为世传桃花源事，多过其实。渊明所记，但言桃花源居民的祖先，为避秦乱逃到了这个地方，渔人所见，是其子孙，并非成仙不死的秦人。文中有“杀鸡作食”的话，苏轼说：“岂有仙人而杀生者？”
陈寅恪作《桃花源记旁证》，主要是考证它纪实部分的所生地和年代，认为真实的桃花源，地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真实的桃花源居民的祖先，所避的不是秦始皇，而是苻坚的“秦”。苏轼认为世间类乎桃花源的地方很多，不必定是仙人之居。陈寅恪非常推重，认为“古今论桃花源者，以苏氏之言，最有通识”。
苏轼认为桃花源人间多有，作举南阳和青城两个实例，以及他曾梦见的仇池，皆实有其地；而且其地的居民，过着宁静自然的生活，也都健康长寿。他之所以要如此肯定这一点，目的是强调他一定能够得到避世的桃源，用乐观的精神来安慰自己心里的空虚和彷徨。
苏轼最后的六年，是在惠州儋州度过的，唯一陪伴他手不离卷的，就只有陶渊明的文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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