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之前是这么介绍他的新作《极花》的：“《极花》虽然写了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却并不是一个拐卖故事，它继续的仍是我多年来对于乡村生态的思考与认识。农村的衰败已经很久了，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荒草没膝，它们正在消失。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离开乡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我曾经取笑说，农村人死了，烧那么多纸钱，城市人死了，尸体立即送去了火葬场。那么在另一个世界或有托生的话，那城市人是最穷的。在我的作品中，感情是复杂又微妙的。我不知怎么才能表达清，我企图用各种办法去表达，但许多事常常是能意会而说不出，说出又都不对了。”
我想，他的感情大概是矛盾的。就像是看到自己曾经住了多年的老房子即将拆迁一样，明知老房子又破又旧，可心中还是无限依恋，毕竟它承载了自己太多美好的记忆，并且在记忆的美化下，那些曾经不那么美好的部分也被美化了。
关于《极花》最受争议的，就是贾平凹跟记者说的那一句：“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这样一句话，被记者与读者解读为替拐卖妇女的行为辩护，引发轩然大波。
冷静地看，这句话其实只是陈述了农村买媳妇的现象，并且阐述了如果不买卖所可能产生的结果。而那些讨伐者之所以义愤填膺，大概是因为他们在这一句话后面自行脑补了“所以，农村需要拐卖妇女。”、“所以，农村拐卖妇女是必须的。”诸如此类的结论。
我查了记者采访贾平凹的对话。觉得记者是带着心里预设看问题，未免太咄咄逼人了些。
贾平凹说：“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记者就问了：“遭遇被拐卖，还要怪女性太善良？”贾平凹马上解释：“我是说，要有防范能力，不为了金钱相信别人，就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遭遇。”最近一些伤害事件爆发的时候，有些严厉批判犯罪者，总是批判那些科普或呼吁自卫者，说是在转移视线，甚至是歧视受害者。可是，提高治安打击犯罪，与公民提升自我保护意识，这两点难道不该是并重的么？个人难道就没有一丝丝为自己安全负责的责任么？
后面，就是那句引发轩然大波的“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记者立马就脑补了：“您的意思是，为了村庄不消亡，买卖是可以被接受的？”贾平凹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而小说中往往要写的是感情的东西。没有买卖自然就没有伤害。但为什么打击拐卖几十年，还是不能杜绝？这只是表面危机，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城市和农村的不协调，导致了各种的情况。这些危机，作家可以思考，但是如果想解决单靠作家是没有用的。”从中可以看出，贾平凹的写作目的是反映这一社会现实与自己的思考，试图探讨并理解拐卖现象屡禁不绝的深层原因。探讨一件事情的深层原因，远比简单地批判要重要，也困难得多。
况且，正如贾平凹所说，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拐卖毫无疑问违法，也毫无疑问该受到严厉打击，但这样愚昧落后的村子为什么不可以同情？反过来说，母亲在儿童节偷鸡腿诚然令人心酸同情，但这依然改变不了这位母亲违法犯罪的事实！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难道就不可以有可怜之处了吗？鲁迅刻画了阿Q，描绘并批判了他所代表的国民劣根性，作者除了讽刺批判，又何尝没有对愚昧国民的悲悯之心呢？
记者与网友们，将同情罪犯与为罪犯辩护，这两件事画上了等号。可这两件事就真的是一回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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