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演进中，冥冥中是不是有个规律在支配，不得而知。唐初李淳风和袁天罡写的预言书《推背图》，被历代名家解读而无不应验，是中华预言第一奇书，而算命堪舆也并非都如“父在母先亡”一样模棱两可。这些基于术数基础上的预言理论，传统的科学是无法验证和解读的，玄之又玄，因此被斥为玄学和封建迷信，作为糟泊而长期被禁。这些东西确实说不清道不明，对现实也没有太多积极意义，不应该迷信，也不应该迷不信，就作为一个客观存在放在那儿，不过多解读就行了。
抛弃宿命论，通过研究历史揭示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并指导当下的社会实践，应该是有现实意义的。这个规律性的东西就称为道吧，借用哲学大师冯友兰的话讲，道乃天地万物所以生之总原理。人作为灵性生物，生在天地之间，并不想浑浑噩噩被主宰，想活得明白一些，想洞悉这个规律，并顺道而行，使自己拥有对人生自主的选择权，这也是一种被道支配下的心灵自由。正因为有这个追求，所以孔子在《论语.里仁》篇发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对道憧憬与寻道决心。
道是贤明君子所追求的，但又是可以通过历史和现实窥探到的，道不是高深莫测、不寻边际的，而是人人处于道的洪流而不自知的，道又是简明扼要的，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因此在历史长河中窥探出至简之理，从而在迷乱中清醒，顺道而行，以达到心灵自由和趋利避害目的。
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民族生存繁衍的基础是吃饭问题，可以说吃饭是天大问题，民以食为天嘛。至今还有不少人在相互问候时说“吃了没？”，能够吃了饭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最值得庆幸的事情，其反面就是家无余量，吃了上顿无下顿，接下来可能就是饿肚子了，这应该是最悲催的事情了。因此对于农耕民族来讲，“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是最大政治，“衣食足、仓廪实”就是最大幸福了。
唐太宗贞观之治，有米价大贱的说法。米价贱，说明粮食丰收，说明是难得的治世，所以皇帝高兴。《汉书·食货志》中讲，“籴（dí）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贫与甚贱，其伤一也”。（注：买米即米入，为籴dí；卖米即米出，为粜tiào）应该说谷价高了低了都不好，但历史上似乎没有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对谷价低持正面态度的还不少。也许米价低证明了圣朝风调雨顺，是帝王德政结果，即使农民没有增收，但对整个社会来说，生活成本更低，其它方面支出就会更多，社会更容易繁荣了。现在社会也是一样，如果食住医教支出低了，人们的消费才能升级，社会才能更繁荣。
对于华夏民族来讲，农业是国之本。农事与其它产业不同，依靠的是天时地利，唯有地力肥厚、按时播种、天降甘霖才有好收成。在天地之间，“天道远、地道迩”，土地可以通过辛勤除草施肥解决，然而天道却是高远神秘的，它决定了能否有好收成的关键“风调雨顺”。
由此看出，农耕民族靠天吃饭的特点，决定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不是着眼于当前的科技，因为农具再先进也保证不了丰收。那种对天道“风调雨顺”的极端渴望，产生了华夏民族特有的天地观、整体观、系统观。《周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先祖正是从天地的观察中，来找寻天地变化的规律，以做到有规可循。
在远古先民的心灵深处，天与人是可以相互感通的，如果人君善行仁政德政，则天下畅和清明，必然会出现风调雨顺、晴朗明媚的天气征兆；但如果违反天意，上天就会通过异常现象予以谴告、警戒和惩罚，所谓“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管子•五辅》曰: “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此三者来也，政召之。”
正因为德政如此重要，为了天地和谐、阴阳平衡，周朝在天子之下设立三公。《尚书·周官》讲，“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竟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注：论道竟邦的“竟”，有人认为通假“经”，经营国家的意思，我倾向于通假“境”或不通假就是竟，意思是着眼整个邦国天下进行把脉论道，从宏观上把控国家走向，避免于失政。）
这里的三公有别于秦汉之际掌握实权的三公，重在坐而论道，从宏观上对国家政治进行把控，主要职能有两个，一是燮（xiè）理阴阳，即调和阴阳，重在思想方面，主要是教化民心和颁发政令，从而使天地和谐、政通人和；二是选拔干部，重在人事方面，核心是要做到“为官择人”，要宁缺毋滥，“惟其人”，即人事任命一定要用对人。
《易·系辞下》：“圣人之大宝曰位”，这个位不仅指的是天子之位，国家政权设置的每个官位都应该是大宝。国家、集体，最核心的工作就是选人用人问题。在一个开创性的国家里，人才尤为重要，没有制度人可以制定制度，没有法人可以制定法，用金一楠教授的话讲就是“先有伟人后有伟业，先有真人后有真理”。
《论语·季氏第十六》里面讲，“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如果一个国家的各个官位，能够“陈力就列”，都是由最优秀最适合的人才担任，那这个国家将是无敌的。甚至我们也可以按照“位”这个大宝来重新审视历史。
夏之前，尧舜禹三代时期，最高统治者是禅让制，下面的大臣是任命制。夏商周期间，最高统治者的传承是宗法制，称为大宗，下面的“位”采用的是封建制，但在封建的邦国里面，其君主也是宗法制，称为小宗。秦至清这个漫长时期，最高统治者还是宗法制，但下面的“位”采用的是郡县制。民国之后，国体政体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是家天下了，最高统治者是选举制，最高权利属于“人民代表大会”，下面的“位”还大体属于郡县制。
从德位相配的角度讲，禅让制保证了“大位”向优秀接班人的传承，一方面成就了三代德治的传奇，另外也暴露了一个致命弱点，禅让是基于一人之智慧进行推荐考察，非常不稳定，如果前一任领导人看走眼了，国家将陷入动荡之中。
宗法封建制，是先秦时期的主要特点。宗法制，保证了“大位”的有序传承，使政权能够平稳过渡，这是其积极的一方面；但同时也有其致命弊端，在宗法体制下出生即为储君的职业天子或君主，往往一代不如一代，不能做到把最优秀的人放到“大位”上，“德不配位”必有余殃，因此就会造成国家颠覆。中国的封建（封邦建国意思）主要存在于先秦时期，这一时期的宗法有大小宗之分别，天子之位传递为大宗，邦国君主之位传递为小宗。宗法虽然在一定时期保证了权利的稳定过渡，但这种制度设计会导致国家“大位”上下都有可能出现“德不配位”问题，这就很严重。尤其是到了封建末期，封建宗法制度寄生下的贵族阶层成了单纯食利阶层，是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在列国以力角逐中，率先进行改革的邦国就取得了先机，成为历史的胜利者，从此封建就被逐渐扔到历史垃圾堆中去了。
宗法郡县制，是秦至清2000多年君主专制时期的特点。这一时期，虽然天子之位传递还是宗法制，但相较与先秦的封建制，天子以下的“位”采用的是郡县制，最关键的是郡县的领导是由天子任命的，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担当下级“位”人选的流动性，不再是靠血缘传递。在这种体制下，即使天子能力平庸，但如果能够知人善任，用对贤臣名将，政权也是稳定的。这种制度虽然比宗法封建制进步了一些，但天子人选依然处于风险之中。一般而言，开国君王英明，能够德配其位，但宗法体制下出生即为储君的后期职业皇帝，往往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在秦至清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中，之所以发生朝代更迭，是因为国家之大宝“位”，已经违背“陈力就列”和“德位相配”原则了。如果碰上皇帝昏庸且又是奸佞大臣当位，那么很不幸，国家必然陷入困顿，如果同时天降灾害、民不聊生，那么必然会出现天下大乱，接下来就是天地反复、朝代更迭。在秦至清的君主专制统治中，生产关系没有多大改变，要说因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发生朝代更迭，确实是有些牵强。
民国时期以后，采取的是选举制和郡县制。从这一时期开始，家天下被打破了，宗法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国家最高领导人任命是通过选举制，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大位”人选的相对优秀，在下面各级的“位”，有些是直接任命的，有些是通过地方人大选举的，在“德位相配”的制度性设计方面，无疑是一种巨大进步。
通过以上阐述，对于官位这个国之大宝，的确应该持有敬畏态度。每一位站到“官位”上的人，应认识到“官位”不仅仅代表着荣耀、权利和待遇，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在其“位”的人要为职权覆盖的所有生灵负责，要不断拷问自己，自己是否尽到了应尽职责，自己在“位”上是否做到了最佳，是否还有比自己更适合该“位”的更佳人选，在“位”上应该如履薄冰、如临大敌，害怕因耳目不聪、良言不至、谏言堵塞而不能尽察民情导致政策失当，害怕自己德能不配位而对单位长远建设造成危害。如明晰此道理，提职或在“位”上就会悚然警惕，着眼点放在是否做好本职工作，而不是削尖脑袋往上爬，一个在“位”上的贤明之人，感觉到的更多的应该是责任和愧疚。
“德位相配”的德，不仅仅是个人品德要求，而是在“位”上履职的业绩要求。德，得也，在“位”上要能够使权利所能作用的所有生灵和谐共存，在天地之间顺其自然成长，使得所在的系统能够给与每个物种生长共存的权利，这才是和谐之美，这就是德，也是施政业绩考核要求。人们常说，上天有好生之徳，应知自由幸福不是少部分人的特权，而应该德润众生。
在当代产业化社会中，所有养殖的牛羊猪鸡鸭鱼虾蟹甚至马驴，最后的命运大多成为人类盘中餐，虽命运如此，但作为生灵为人食用，在最后生死一瞬间，应给与尊重而不能虐杀，这也是起码的德。制定法律，刑罚是为了避免更多人不受刑罚，即使对于罪大恶极之人，也应心存仁慈，违法残害他人、偷盗他人是因为这些违法之人不懂法或心魔缠身失去道义，一个在其“位”的仁慈之君，会自责没有尽到教育责任。还有“武”字，原本是“戈止”的意思，也就是动武的目的是为了息武。中国文化的最高哲学就是“道德”，一切的目的就是顺道而行，使万物各得其所、和谐共存，长治久安、没有干戈的和平，是华夏民族的最高追求。
历史是不堪回首的，但盛衰反复皆有其规律，苟能树立华夏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天地人之间的整体观、系统观，以“位”为国之大宝，重视选人用人，按照“陈力就列”、“德位相配”的原则，永远把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坚持以德治国、德润万物，则社会必然和谐，这样历史上“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朝代更迭与动荡也许会永远避免，这也许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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