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很多新技术是有它内在的逻辑的，从底层来看，它们的逻辑可能是一致的。今天的研究跟过去的研究是有关联性的，它们最终可以变成一种沉甸甸的积淀。要在这些不断流动的外壳中间去寻找它的内核。技术看上去好像是一波一波的，后浪不断把前浪给吞掉，我们永远只是站在潮头。
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不仅仅是融合，它们甚至构成了一个新的传播模式。现在，公共传播都是借助我们的人际关系网络，来完成公共信息的传递，最终到达一个一个的个体节点或个人门户。
社交产品的演进就是连接模式和连接手段在不断进行的排列组合。人的媒介化生存和现实化生存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这样几个词来描述：互为映照、相互指涉、相互生成、相互干扰。虚拟实体化指的是我们如今已经被时时刻刻地映射到虚拟世界之中。今天，这种数字化映射已经与实体之间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媒体传播的四条线索
我们先说传播。新媒体时代，“传播”还是传统的传播学著作里的传播吗? 实际上，传统的传播理论是不是还适用于新媒体的传播现象，也是我作为研究者一直在不断思考、不断观察的问题。
有一些理论并没有过时，甚至仍然具有相当大的适用性，不过，我们的确也看到了很多的变化，这些变化恰恰是新媒体研究者要去进行分析、思考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虽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在思考新媒体的传播到底在哪些方面不同于传统的传播，但是有几个方面的思考贯穿始终，这构成我对于新媒体传播理解的几个核心线索。
关键变化之一：以往相对分离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在新媒体中边界不再清晰，它们相互连通、甚至融合。
传统意义上，我们会给传播做这样一种形态的分类，比如说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过去，传统的传播研究往往是把这四者分开，甚至可能在传播学被引入到中国之后，我们会发现大众传播成了非常耀眼、强势的一个研究领域。
在现实生活中，会涉及到很多的人际传播，但在传统的传播学理论教材里，这部分涉及得相对较少；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更是在研究者眼里被淡化了。不过，到了新媒体时代，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会发现整个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中，这四种曾经被我们分开讨论的“传播”，它们的边界变得不那么清晰了，而是相互连通的。
在一个网络论坛里，既会有人际传播，又会有群体传播，甚至也包含了组织传播。在一个直播室，它既有人际传播的一些感觉：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在平时读到的书的作者，现在终于变成了活人，因此它有了人际传播的色彩；但同时，它可能也像一个群体传播。总体来讲，从互联网开始，过去这些被划出清晰边界的传播类型，事实上已经开始连通，甚至产生融合。这是新媒体传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关键变化之二：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受到挑战，以人际传播为基础设施、以个人为节点的个人门户模式成为重要的传播模式；提供社交关系支持的平台权力加大、传统媒体渠道的权力削弱。
个人门户概念在我的脑子里面慢慢清晰，已经是到了差不多微博兴起之后。虽然在此之前，我也提到过“个人门户”这样一个说法，但可能在微博兴起之前，我一直在观察，这样一种模式到什么时候能够成立。从RSS开始兴起，到微博兴起，特别是到今天，微信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时，我发现，在此之前预测的“个人门户”模式已经完全成立了。
在我的研究线索中，“个人门户”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它有个前提：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不仅仅是融合，它们甚至构成了一个新的传播模式。人际传播变成了大众传播的一个基础设施。也就是说，我们的公共传播不再是过去那样由媒体单向发布的模式。现在，公共传播都是借助我们的人际关系网络，来完成公共信息的传递，最终到达一个一个的个体节点或个人门户。与此相关，社交网络平台的权力开始越来越大，传统媒体的渠道被削弱，甚至传统媒体现在也不得不去做“两微”，通过微博、微信去拓展它的传播。它们也不得不借助人际网络去做信息的推送。
关键变化之三：传播场景的复杂化、个性化。
第三个变化在移动传播开始兴起之后，会显得更为突出。移动传播是什么呢？大家会说这是一种“贴身传播”，这是一种“随时随地的传播”。这都没有错。但除此之外，它还会意味着传播场景的变化。场景一词可以追溯到戈夫曼、梅罗维茨，后来的一些新媒体研究者也都会提到场景。梅罗维茨在研究电子媒介（例如电视）的兴起时，将场景看做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而这种社会环境会要求相应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场景要和一系列的社会行为规范相匹配。
如果从移动传播的角度来说，这个场景的界定可能会更具体。它不只是梅罗维茨所说的，一种对我们的行为产生约束的情境，场景更多的是移动传播的一种变量。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场景这个变量去思考人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什么样的服务。在进行移动媒体的研究时，我用自己的方式总结了场景的构成要素，同时也把场景分成了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共性化场景。在这种场景中，所有人可能会有共同的需要，也会有共同的行为惯性，或者其他一些共性特征。共性化场景和时间有关系，和空间有关系，它可能还会涉及到更复杂的情境，甚至包括社交的环境。
第二个层面是个性化场景。它的构成要素可能更为复杂。今天，当我们提到算法时，对算法的感情可能很复杂，它会不会导致所谓的信息茧房呢？对此，有些学者在证实，有些学者在证伪。不论如何，当我们谈论移动时代的“个性化分发”时，其实算法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算法在算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在计算你的场景中间的一些构成要素。比如说你现在的需求、你过去的习惯、你的偏好，未来的算法再进一步优化的话，它对你所处空间的了解会更为完整，对所处社交氛围的了解也会更为全面。因此，未来算法计算出的个性化场景，同样也会更为精准。
关键变化之四：机器、数据、算法改变了传播手段与思维，以及人与内容、人与媒介的关系。
在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越来越成熟，并且深入到了我们整个传播领域之后，它还带来了第四个关键变化。“机器”“数据”“算法”这些过去新闻传播研究者觉得非常陌生、离我们非常远的概念，正在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之中，成为了新的传播手段、新的传播思维，并且会影响人和内容的关系。由算法来进行人和内容的匹配，这就是一种新的关系，这是过去我们从来没有遭遇到的。那么，人和媒介的关系一定也会随着这样一些新技术的引入而发生变化。
对新媒体传播研究的几个建议
作为一个做了这么久新媒体研究的研究者，我从以下几个角度给大家的新媒体研究提几个建议。
第一，注意新媒体的复合性。
整个的新媒体传播，事实上是多种传播形态的融合，甚至我记得在博客兴起的时候，当时杜骏飞老师认为人的内在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外化了。在未来，到了人机交流的时代，内在传播的外化可能会变得更为突出。所以，我们去研究新媒体的各种现象时，要考虑这样一种传播的交叉复合，而不是单纯从大众传播或人际传播的角度出发。
还有一个复合性是属性复合性。我们新闻传播领域的这些研究者，过多把互联网和媒体这两个东西紧紧捆绑在一块，或者说，仅仅是关注互联网的媒体属性，而忽略了它的其他属性，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既要关注到互联网的媒体属性，也需要关注到它作为技术平台的属性，还要关注到它作为商业平台的属性，也要关注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属性。
第二，考虑新媒体情境的多样性。
我举一个例子，从新媒体兴起以来，很多学者都做过关于沉默的螺旋的研究。大家会产生困惑，因为有的研究者说沉默的螺旋从来没有消失过，有的研究者说沉默的螺旋在互联网上消失了。你仔细看，好像双方写的都有道理，到底是消失还是没消失？你怎么去解释它？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需要从情境的多样性去解释。有人说沉默的螺旋消失了，他可能主要在关注像论坛这样的一些开放的网络社区，因为在这种开放的网络社区里，诺伊曼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消失了，就是意见气候的统一性。大家各说各的，谁也没有想着要说服谁。在这种开放社交空间里面，也没有所谓群体的压力，我不需要讨好谁，我也不需要在这儿要获得什么，反正我说完就走。所以在这种开放的社交空间里面，沉默的螺旋发生的几率就相对会比较小。
但如果是在微信群里面，沉默的螺旋有时不仅存在，而且可能还非常突出。因为在群里面，人们之间都有线下的关系，这是你的领导，这是你的老板，这是你的老师，你不敢乱说。你可能心里就有很多的顾忌，那么，这样的一些可能“强关系”为主，并且比较封闭的空间里，沉默的螺旋发生的几率可能会比较大。
因此，我们在思考传统的传播理论是不是还适用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在不同情境下的适用性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给它划个勾或划个叉。
第三，在技术的变迁中寻找延续性。
我们作为研究者，经常有一个很大的困惑，我们不断跟随着热点，跳来跳去，似乎一个热点来了，我往前走一步，好像很热闹，也永远不会枯竭，不过，有人慢慢地就会问自己，这种研究有价值吗？我是不是在不断地捡一个又丢一个？作为一个老师，我希望自己的教学不脱离实践，能够跟这个时代保持同步，那么，对于这些流动的新技术，我就必须要去做出一些快速的思考。但另一方面，我也在问自己，这么多年的研究，到底用什么方式能够把它沉淀下来呢？
我想，可能就是要在这些不断流动的外壳中间去寻找它的内核。技术看上去好像是一波一波的，后浪不断把前浪给吞掉，我们永远只是站在潮头。不过，实际上很多新技术是有它内在的逻辑的，从底层来看，它们的逻辑可能是一致的。你能够发现一些不断迭代的技术中间具有某些内在的线索，今天的研究跟过去的研究是有关联性的，它们最终可以变成一种沉甸甸的积淀。
我举一个例子，我自己有信心把“个人门户”这个概念提出来，做更深入的探讨，差不多是微博兴起之后的事情。不过，这个灵感其实来自2004年左右，一种叫RSS的技术。在当年门户网站兴盛之时，RSS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帮我们聚合自己订阅的很多“种子”，例如新浪的时政新闻、搜狐的体育新闻，或者网易某个论坛里面的内容。用户可以把这些不同来源的信息整合在自己的小窗口里，所以我称为“个人门户”。不过，RSS技术有一个关键的缺陷，就是缺乏社会关系的捆绑或联结，所以它可能很难持续。接下来，博客的出现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还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平台。再后来，到了微博兴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个人门户”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贯穿各种研究的内核。
第四，在新媒体研究中回望过去。
我记得在刚刚接触互联网不久的时候，看到国外的一个文献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互联网的时间其实是像狗的时间一样。狗的一年大概是人的七年，相应的，在互联网时代，好像一年也相当于我们过去的七年一样，节奏非常快，大家在不断地往前奔跑。在这个奔跑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可能会不断地淘汰很多产品，不过我们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研究者，还需要时时回望过去，并且在回望时，尽可能把过去的东西中一些内在的价值挖掘出来。一个互联网产品，它不一定是成功的产品，但是它有可能会留下一些基因，就像刚才说的RSS，它留下了一些很好的基因。这些基因会在其他一些产品里得到继承，在未来可能变成一个特别强大的新产品。
那么另外一种回望，是作为文化的回望，也就是所谓的媒介考古。很多时候它会涉及到工具，涉及到硬件，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事物。基特勒的《留声机·电影·打字机》说打字机对书写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作者认为，打字机把书写的性别给颠倒了。过去书写好像是男人的专利，但是打字员主要是女性，所以他说，打字机实际上颠倒了书写的性别，并且由此颠倒了文学创作的物质基础。
基特勒关于打字机的研究也启发了我，让我开始思考输入法带来的影响。整个电脑的输入方式变革中，不管是硬件方面的变化，还是软件方面的，包括输入法的变化，其实它都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变化，它实际上跟人们的思维有关，跟一些文化的传统有关。比如当年在报社工作的打字员，他们可能就会很有话语权，记者可能要求打字员优先录入自己的稿件，得到优先的发表权。
所以在今天，对于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一些技术、硬件，我们都可以进行再一次的考古和发掘，重新去阐释它的价值。
最近几年咱们国内的研究者也在重新思考“传播”的内涵。过去咱们整个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传统、教学传统可能都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大众传播上，在大众传播里，又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人和内容的关系上。今天，我们不仅要研究人和内容的关系，还要更多研究人和人的关系、人和媒介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机器的关系，以及人和环境（空间）的关系。
新媒体中的关系
这次分享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关系。在《社会化媒体》这本书中，我试图用一种理论的视角，来解释我眼里这第二个十年中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一，关系是社会化媒体的核心线索。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社会化媒体》这本书的核心，我想最后可以把它落在“关系”上。虽然“关系”不能解释这本书的一切，但它可能是一个核心的线索。我在研究各种社会化媒体的新变化时都会发现，其中很多都是关系模式的变化。从产品的角度来讲，每一种产品都在构造一种特定的关系模式，而这种特定的关系模式，又会对人与人的关系产生新的影响，进而也对社会、文化产生新的影响。因此，关系是我们区分社会化媒体和传统媒体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我在定义社会化媒体时，也将重心放在了“关系”上。我将它定义为“互联网上基于用户社会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在社会化媒体中，内容生产的根基就是建立在社会化关系基础之上的，不管是早期的论坛，还是后来的博客、今天的微信，或者是短视频平台。所以说，“关系”这条线索的确可以把不同年代的社会化媒体串起来。不过，在社会化媒体中，涉及到了哪些关系呢？我列举了一些社会化媒体中经常会涉及到的关系，例如强关系与弱关系、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现实关系与虚拟关系、实名关系与匿名关系等。
从关系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交平台不断演进的过程，可能就是关系情境和关系模式演进的过程。比如说新闻组，这样一种特别古老的、互联网早期的社交产品，它是一种以内容为纽带的群体互动。在若干年之后，这种群体互动在论坛中得到了兴起，又在维基里也出现了。在一轮一轮的产品进化过程中，虽然看上去大体都是以内容为纽带，但是可能群体互动模式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比如维基，它的群体互动完全是以一个一个的词条为核心的。而在新闻组是以内容的分类，例如娱乐类、体育类这种特别大的主题的群体互动。这两种群体活动的结果也会有很多差异性。每一种社交应用都比较关注关系模式。
从关系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产品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其实在我看来，一方面就是关系模式在发生变化，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变化，就是连接的手段。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变化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手段也在不断更新，从早期的纯文字互动到音频、视频的加入，再到今天VR、AR技术，社交产品的演进就是连接模式和连接手段在不断进行的排列组合。
第二，互动关系中的典型传播机制。
在谈到关系时，必然会涉及到一个词——交流（communication）。在《对空言说》这本书里，彼得斯从各种不同的学科视角、不同的理论，从不同思想家的视角，对“传播”做了一个丰富的梳理。他提到的一些传播观念，在我们过去传统的传播学教材里边并没有出现过，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可以很好地去拓展我们视角的。
我注意到，彼得斯在谈到20世纪20年代时，谈到了交流的5种内涵：（1）对公共舆论的管理；（2）对语义之雾的消除；（3）从自我城堡中的突围，不过彼得斯在总结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徒劳的突围”，因为他认为这种交流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这体现了一种交流的无奈。但我个人可能还是偏向说，即使是徒劳也要突围；（4）对他者特性的揭示，意思是说有时候交流不是要传达我自己想要说的东西，而更多是给予他人一个机会，让他人去诉说；（5）对行动的协调。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的社会化媒体的话，这五个方面都是很好的视角。
在我看来，社会化媒体中有三个典型的传播机制：社会网络、意见领袖、自组织。其中，最常见的当然是社会网络，它作为信息筛选的机制，作为一种鼠标投票的机制在起作用；意见领袖体现的是权力关系；自组织这个词当然是从控制论中借用过来的，它更多是一种有意识的协同机制。
新媒体中的人
我们这次分享的最后一个关键词是新媒体中的“人”，这也是《新媒体用户研究》这本书里重点关注的对象。在这本书里，我取了三个词：节点化、媒介化、赛伯格化。我觉得把这些概念用在今天关于新媒体用户的研究上面，应该是比较贴切的。只是因为时间关系，对赛伯格这一个方面的研究的确还是做得很不够，我也希望未来在这个方面有更多深入的探讨。
第一，节点化的人。
从个人门户那条线索出发，在节点化这个角度上，我们一开始可能比较多会关注个人如何成为传播网络的节点。不过，这离不开另外一个基础，就是个人同时也是社会网络的节点，这两者事实上是统一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研究网络经济的视角，就是个人作为服务网络的节点。
如果我们聚焦社会网络节点的视角，那么可以发现，里面可以研究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梳理了四个角度：连接、互动、汇聚、分化。选择这四个词，因为它们对应着四个层面。
（1）连接想要去理解的是技术所带来的关系模式的演变。
（2）互动更多是在探究在不同的目标之下，人和人在网络里形成了哪些交往方式。有的可能是面向个人自己的，你具有自己的目的性，比如说表演性的互动；有的是群体性的，形成了共同体；有的甚至可能达成大规模的社会行动。
（3）汇聚这个词探讨的是互动效果，因为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网络中的群体互动带来了特别负面的影响，一个经常被提到的词就是群体极化。不过，也有很多国外学者对互联网时代的群体互动持比较乐观的判断。这两种说法在不同的情境下都会存在，所以我们要研究的是哪种情境可能更多推动所谓的群氓的智慧，哪一种情境可能会走向它的反面？
（4）分化是基于一个更长的历史跨度的观察，换句话说，就是观察在比较长时期的互动之后带来的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
第二，媒介化的人。
最近几年，很多学者都对“媒介化”这个词做了很好的探索。大多媒介化研究都是针对文化和社会层面，或者说是媒介和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不过，我在研究互联网中用户的各种行为时，开始可能从表演理论吸收了很多的经验。但是我觉得，再往后研究，会发现表演这个词还不能够完全涵盖人在媒介中的种种行为，所以后来，我也开始借鉴“媒介化”这样一个词。在我眼里，人的媒介化生存和现实化生存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这样几个词来描述：互为映照、相互指涉、相互生成、相互干扰。
举个例子，我今天要做一个美食，就是为了在朋友圈去秀我这张美食的照片，这其实就是媒介化生存影响我们现实化生存，当然毫无疑问，现实化生存实际上也会变成媒介化生存的素材。用这样一个思路去看自拍、美图、短视频、直播、表情包等等，都可以看出来，人对于媒介这个中介物的使用，反过来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除此之外，在今天，数据和算法也变成了用户媒介化的一种形式。每一个人，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生成的数据，都变成了媒介中可以被他人收集、计算的对象。收集了我们生成的各种数据，算法就可以“算计”我们。数据变成了我们的另外一种形态。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数据和算法也可以成为我们去理解用户媒介化的另外一种思路，虽然这可能并不是一种典型的思路。
第三，赛博格化的人。
最后关于赛博格化。这是我目前研究的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赛博格一词是被20世纪60年代两个美国医学工作者提出来的，今天已经得到了比较多的印证。早期，很多文化研究学者在思考这个概念，传播学界真正的介入，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在这里，我谈谈自己的一些观察视角：人的“虚拟实体化”、人的“数字化元件”“具身性”“数字化身”。
首先，虚拟实体化指的是我们如今已经被时时刻刻地映射到虚拟世界之中。这种虚拟世界对我的映射不再是早期那样，我写了一篇文章、拍了一张图片这样一些用户生成的内容。今天，这种数字化映射已经与实体之间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今天走了多少路、睡了多少觉、什么时候经过了客厅，实际上都有可能被手机/传感器记录下来，它跟你的实体之间甚至产生了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一点在智能化设备普及之前，是从没有过的一个现象。
接下来，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人会被变成一个个的数字化元件，进而被拆解。你的声音是一个元件，你的样貌是一个元件，你各种各样的身体特征，都可以被采集下来，变成独立的、可分离的元件。最近几年流行起来的深伪（deep fake），就是将人作为元件进行拆分，例如把你的脸拆下来，装到明星的身上。在未来，这样一种“数字化元件”化的趋势，可能会比我们今天理解的还要深刻得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元件会被重组，违背你的意愿，获得永生。
《黑镜》有一集说的就是：一个人死后，他的妻子怀念他，有人就利用他的声音，造出了一个随时可以跟他妻子打电话的人，甚至最后，你看到一个实体出现了，这可能并不完全只是来自科幻。从技术角度来说，好像我们离那天越来越近了，当然带来的风险、伦理上的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深忧虑。
编者按：
来源：新传研读社；
作者：彭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CTR媒体融合研究院专家；
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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