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方一辩陈词
感谢主席，大家好，今天的辩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接受，一个是不义之善举。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指出，社会共识即意味着底线和普世价值观，社会认可某一行为并将其纳入公众规范。而不义之善举这个说法相对模糊，因为在人类的常识语境下，善是包括正义的，西田几多朗善行论也认为善行必须包括善因与善果，兼顾道德上的正义和事实上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结合主办方给出的五大行为案例来对题目中的善举与不义进行区隔。主办方给了双方五大讨论行为：劫富济贫、善意谎言、生杀问题、电车难题、弥赛亚救世，明确指向了伦理学领域的两个流派之间的对垒：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义务论者认为，道德准则是比可衡量的利益指标更高的价值，不可以为了利益而牺牲道德；功利主义者则认为，一切规则都服务于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如果二者发生了冲突，道德应该向最大利益让步。本题中的不义之善举应当被归类为功利主义主张。
如此一来双方的讨论范围就明确了，正方是在为功利主义辩护，而反方则反对将功利主义视为这类伦理学争议中的最高判准。论证如下：
首先，不义之善举的可被接受程度取决于其不义的程度、善的大小，不应该正当化这种行为。2018年德赖斯·波士顿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电车难题的实验，第一个情境是：即将有列车驶过的车轨上有五个人，而另一条轨道上有一个人。有三分之二的实验者选择了扳动轨道。而在后续的实验中，波士顿不断地增加车轨上的人数：10个人、20个人、100个人，最终全部的实验者都选择扳动轨道。在这一组实验中，我们所负担的道德成本没有任何变化，但是随着另一端利益的不断增加，人们倾向于做出不同的选择。波士顿还进行了另一组对照试验，第一个情境仍然是扳动轨道杀一救五，而与之相对的，则是你要把自己身边的一个胖子推下月台挡住列车。大多数实验者都选择扳动铁轨，但只有三分之一的实验者选择推下胖子。在这一组实验中，我们所获得的利益完全一致，可是随着手段的改变我们背负的道德负担越来越重，我们也更多地倾向于不作为。由此可见，在任何一个个体案例中，决定人类选择的都不是道德和利益的绝对价值排序，而在于它们各自所提供的砝码的重量。如果杀死一个无辜的平民可以让整个国家变得更好，有多少人会选择去做；如果杀死600万犹太人可以让其余的5400万德国人过得更幸福，他们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在困境中不存在所谓的通则，因此即便人类会在某些极端情境下选择不义之善举，也不应该在普遍意义上肯定其价值的正当性。
其次，提倡接受不义之善举，会损害社会存续的基础。哪怕是边沁本人都对庸俗功利主义大加批判，因为他清楚，道德本身并不是无价值，肆意突破秩序无法达成他所追求的多数幸福。事实上，破坏程序的行为一旦被许可，必然会对人施加价值上的暗示。法国大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审判路易十六，在暴民民意裹挟下的革命委员会判处了国王死刑。然后，是站在国王一边的丹东，再然后是曾经煽动民变的圣茹斯特，代表自由、民主、正义的革命广场变成了尸山血海的处刑台。人类不是机器，不义之善举也不是一道下达才会执行、收回就能中止的程序。相较于带着正义的枷锁，打破枷锁总是更为舒适的，不义之善举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一旦达成对其价值上的认同，更容易被传播的往往不是善举，而是不义的种子。中国的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欧洲的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希特勒，历史的惨痛教训一次又一次向我们证明，人性恶意的出口一旦被打开，就再也无法被合上了。
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不应当接受不义之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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