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我上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培训课，主题是：交流和沟通。
但我这里要讲的不是这个课，而是课上的一个游戏。
游戏里，我们被培训师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都从培训师那里拿到一个场景，然后每个小组要在大家面前将这个场景表演出来。
我是传媒学毕业的，我们学科里有个经典研究，就是好莱坞电影里的角色安排存在哪些固定模式？
比如主角是白人男性，司机或服务员是黑人，华人有时扮演搞笑的角色。
具体的研究结果这里就不细说了，大家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
所以，带着这么点专业敏感度，我在我们的游戏里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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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配场景的时候，我和我邻座的两位女学员从培训师那里拿到了面包店的场景，两个扮演卖面包的，一个扮演顾客。
有意思的是，我们三个人中，有两个是外国人。而那位德国女学员很自然地一上来就选择了顾客的角色。剩下我们两个外国人是卖面包的。
还有一个组，要表演的是一个遛狗的人和一个不小心在路上踩到了狗屎的人。
参与表演的两个人都是德国人，一名四十岁左右的女性，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性。表演的时候，这位女学员是遛狗人，而这位男学员正好在去面试的路上。
第三个组要表演的是公司里一个老板和他的员工之间的争吵。
参加表演的人也是一男一女，女学员的德语非常好，有移民背景，说德语有口音。男学员为德国人。在表演的时候，很自然的，男学员是老板，女学员是员工。
我不知道其他的学员是否也注意到了，我们被安排甚至是自己主动选择的角色，是多么符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认知和期望！
当我拿到面包店的场景时我就在想，为什么培训师选择我们三个？是因为我们是课上唯一三个挨着坐的女性吗？
可为什么不能是一名男性，两名女性？ 或两名男性，一名女性？或是三名男性？
为什么那位德国女学员很自然地选择了顾客的角色？而不是卖面包的角色？
遛狗的那组，为什么遛狗的是一个女人？为什么在面试的路上是一名男性？
如果按正常思维考虑面试时间的话，这应该是在上班时间。为什么一个女人会在上班时间遛狗？那可能是，她没有工作或不需要工作。
还有公司里那个场景，为什么不是女老板和男员工？
如果好莱坞电影里的刻板角色还是电影制作者用权利强加的，而这次游戏的角色或多或少是我们自己选的或欣然接受的。
这还只是个游戏，我再来讲几个真实的例子。
例子一：
很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在读博的时候发现，同样是德国研究机构出钱，来自欧盟国家的博士生可以拿到工作职位，而非欧盟的博士生都拿奖学金。
这里面的区别是，前者算工作，拿工作签证，有养老金，失业金等保护措施，并且对以后办理长居有好处。
后者只是奖学金，除了钱以外，没有任何附加的东西，你不是雇员，只是学生，所以拿学生签证。
最先发现这个区别的是美国学生，于是他们把这件事闹上去，要求也拿工作职位，反对不公平待遇。
当我的这位中国朋友把这个意愿也反映给一向很支持她的教授后，教授说，你知道吗？你们拿的钱本来就是用来救助发展中国家的。言下之意，作为被救助的对象，你们没有资格要求更多。
我的朋友愣住了，她不知道，同样是博士生，什么时候自己已经成为被救助的对象了？
例子二：
去年十二月，我们小区有个露天圣诞聚会。因为都是新邻居，大家开始互相介绍。和我们聊天的是一对来自前南斯拉夫的夫妇，三十多岁。妻子是医生，丈夫是负责工地安全的工程师。
这位妻子因为要照顾孩子，就先回去了，剩下她丈夫和我们聊。
这位先生先问我老公是做什么的。我老公说，自己开公司的。然后他又转向我，问，那您呢？可还没等我回答，他就自己抢着说，哈，您是他的秘书，对吧？
例子三：
我有一个朋友是混血，长相偏亚裔，在德国经济部工作。我问她工作怎么样，她说，除了有时在酒会上被当作服务生外，一切都很好。
不知怎的，当我听到这个，眼圈有点红。
我只举这三个例子，虽然我还能举更多。
那位教授，那位工程师，还有经济部里的人，想必都是我们印象里高学历，高文化，高素质的人。可是，偏见似乎和这些没有什么关系。
我本以为，学历越高，会离歧视和偏见越远，然而，我却越来越发现，在生活中，歧视，偏见和刻板印象无处不在。
这些思维方式融在我们的大脑里，如果不加刻意分析的话，我们甚至不会觉察到它的存在。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应对偏见？
我和我的朋友“张有道理”说起这件事。她认为，每个人都有偏见，偏见其实是一种“抽屉式“思维。就是我们习惯于按照在刻板印象之上建立起的固定思维模式把人分类，放到一个个已经设置好的抽屉里去。
无奈的是，这种抽屉式思维大部分时候是符合社会实际情况的，比如，面包店里工作的外国人确实多，没工作的德国女性大于男性，公司管理层中，男老板多于女老板等等。
这种抽屉式思维对提高做事效率有时很有帮助，它能帮我们迅速做出判断，并建立一个对自己的保护伞，避免我们掉到一些坑里。
谈到效率，“张有道理”讲到她找后续房客的经历：你会不会把房子租给一个叫穆罕默德的人？
大部人可能不会，虽然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叫穆罕默德的人里也有靠谱的人。
但我们很可能不会为了维护少数穆罕默德的公平，去给所有的穆罕默德一个看房的机会。
为了尽快找到符合条件，让房东满意的租客，我们还是将更多的看房机会留给了米勒或施耐德。因为这样做，找到合适租客的效率最高。
租房如此，找工作亦如此。
所以，效率和公平，我们应该怎么选择？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自己是这种抽屉思维的受害者，那我们该怎么做？
受害者中的一少部分人，女权斗士也好，反种族歧视的人士也好，注定会冲在前面，为了所有受害人士的权利而奋斗。他们甚至会为此付出自己的自由和生命。
我们应该向这些人表示感谢。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今天可能不是被装进刻板印象的抽屉里，而是会淹死在刻板印象的海洋里。
那大多数普通人呢？我们不得不更加努力，更善于表达，更要向所有人表明，自己不能被安静地塞进既定的抽屉里。
作为生活在德国的外国人，这很难，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要求自己更优秀，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更多地发声。
同时，我们要尽量避免成为抽屉思维的施害者。在我们张嘴闭嘴“东北人怎么怎么样”，“女人怎么怎么样”，“德国人怎么怎么样”时，请时刻警觉并相信，总存在那么一小部分人，是不能被装进这些抽屉里的。
为了这些人，请不要让抽屉统治你的思维，因为多认识一个这样的人，是你的幸运。
【本文转载自【非严肃德国：fys_deguo
以德国为坐标，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德语、人、物、事儿，还有成长经历。】
作者：六角橘狂魔， 80后，旅德15年，传媒学博士。曾为德国《亮点》(Stern) 周刊撰写北京奥运专栏，2010年创办了以促进中德媒体与教育交流为宗旨的汉雅协会，学术专著《影像唐人街》被纳入《法兰克福汇报》书评，书稿《德国十年》入选罗伯特博士基金会“华德无界行者”资助项目。不定期为《南方周末》供稿，主题涵盖德国历史、教育与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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