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自恋”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
当下中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大谈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争夺话语权”。但是，“争夺话语权”和仅仅是“发出中国的声音”有很大不同。
中国可以发出声音，但如果没有接受你声音的受众，你只是在面对旷野呼喊，最多只有回音，却没人应声。“争夺话语权”更不是自己对自己喊“我要话语权”的口号:那样只是自娱自乐，自欺欺人。
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有“话语权”，就不能只关心和谈论自己的话题，而是必须关心并且讨论别人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无论别人一开始听不听得进去我们的见解。
要想能够有水平地讨论别人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就必须先去了解别人。
只有在了解世界的基础上，并进而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识，包括对世界问题的诊断和药方，从而能够对他人的福利有所促进，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
而这种诊断和药方显然不能建立在主观臆断上，而是建立在对世界的扎实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
今后的中国需要更多的能够关心普世问题、提供普世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人才，而不是空喊口号、漠不关心(中国和他人的)问题，自欺欺人的所谓专家学者。
那些不关心甚至否定普世问题、不能提供普世知识、不能帮助他人解决具体问题的人士，不大可能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有太多的贡献。
怎么办?
要想多了解世界，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知识科普都迫切需要转向。在科普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分量。与此同时，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少点中国古代史，多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近现代史。
缺少对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而过于沉迷于中国历史已经使得我们的许多知识精英和领导人都懒得了解世界，也没有能力了解世界，特别是现代世界的形成。
在研究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持(考古史例外)。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几乎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与此同时，大大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有比较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比较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少走些弯路和歧路。
说句大俗话，中国不能还是品着《甄嬛传》和《武媚娘》来和现代世界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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