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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死……”
这是一位全身插满管子的85岁老人
去世前反复说的一句话
躺在急诊抢救室的床上，带着氧气面罩，喉部打了个洞，一根粗长的管子连向呼吸机，进食通过鼻孔，意识清醒但无法言语……医生的无奈，子女的顾虑、伴侣的不舍，他们挣扎着用已经没有灵魂的肉体延长生命。这种状态可能会维持几个小时，也许几天，也许是几年……
在ICU病房里可以迅速榨干一个家庭全部积蓄：用上呼吸机、营养液、护工等等，几千几万块钱，一下就花光了......
这就是目前中国很多大病家庭的现状，在人生的最后几天里花掉了前半生所有的积蓄，受尽了痛苦，最终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有些时候，医生们却和我们普通人的选择不一样。
一名医生为患癌父亲作的最后选择
陈作兵，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得知父亲身患晚期恶性肿瘤后，他把父亲送回了浙江老家。
他并没有选择放疗、化疗，而是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还特别向母亲交代，万一父亲出现昏迷或者呼吸心跳停止，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如果可能，就适当作镇静催眠让父亲安详地离开人世。
这是一个医生对自己父亲临终治疗方案的抉择。
陈作兵（右一）和父亲（左一）
“由于肿瘤晚期，全身转移，无法手术。同事亲友们纷纷提出一系列治疗方案，包括化疗、放疗、热疗等。以往都是我给别人挑选方案，现在轮到给自己的父亲决定治疗方案时，我束手无策。”
陈作兵自己也做过许多次类似的抢救，心脏按压起搏（因为晚期肿瘤癌症病人十分虚弱，很容易压断肋骨），切开气管，插进直径超过三厘米的管子，上呼吸机，24小时补液，包括盐水、营养液，消炎药，阵痛药，镇静剂。
即使是用最新的抗肿瘤药物，一针剂几千元，也不过是延长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的生命，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意识似有似无，逐渐多脏器衰竭，有的脑死亡之后，家属依然会让医生继续抢救……
后来，陈作兵便送父母亲回老家了，老家四周群山环绕，自然环境十分优美。父亲回到村子，也少有人知道父亲的病情，陈作兵安排亲戚谁也不要多说什么，让父亲安静从容地过一段舒心的日子就好了。
母亲陪伴着父亲，父亲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只吃些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母亲便每天换着花样给父亲做，“爸爸吃得很开心，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像晚期肿瘤病人那样变得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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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生命临终时，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
几年前，一名叫查理的非常有名望的骨科医生发现自己竟然患上了“癌症杀手”——胰腺癌！
给查理做手术的医生是个业内名医，可以把胰腺癌患者的5年内存活率，从5%增加到15%，提高3倍！但是代价也是痛苦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生活品质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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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拒绝了这位名医的治疗方案。第二天回到家，他关掉了自己的诊所，把所有的时间全都用在了和家人一起享受人生的最后时光上。他放弃了化疗和放疗，也没有再做任何手术。
几个月以后，查理在家里病逝，亲人们都陪伴在他的身旁。在生命的数量和质量之间，他选择了质量。
在美国，有些医生重病后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小牌，甚至还有人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原因正是因为医生们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见多识广”，在工作中目睹过太多“无效治疗”。
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气管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不停地灌药。
作为医生他们知道，临终病人最恐惧的莫过于在巨大的痛苦中孤独地离开人间。他们明白药物和医疗手术的局限性，以及它们给患者带来的生活品质的摧残和巨大的痛苦。他们在人生的最后关头，选择了生活品质。
我们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安详地离开
“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安详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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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巴金先生重病入院治疗。一番抢救后，他终于保住了性命，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进食通过胃管，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长期插管，嘴合不拢，巴金下巴脱了臼。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
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哪怕是昏迷着，哪怕是靠呼吸机，但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
就这样，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过：“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
但愿每一个看完这篇文章的人
都懂得生的意义的同时
也能学会试着去理解死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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