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朋友圈被一篇《卖米》的文章疯狂刷屏。作者是北大才女张培祥，笔名飞花。在这篇小说的背后，往深处看，有一段更令人心酸的故事。
张培祥出生在湖南醴陵农村，家里条件非常不好，贫苦度日，常年生活在温饱线以下。但张培祥很争气，不仅学习好，而且非常有才华。在北大学习期间，笔耕不辍，写出了许多好文章。
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她将迎来一次改变自己改变家庭命运的机会。但是天妒英才，在人生最好的年华里，张培祥不幸患上白血病，而且最终不治，于2003年8与27日去世，年仅24岁。
飞花因病早逝是一件令人痛惜扼腕的事。但她小说中所描写的贫穷状况，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很普遍。就连飞花自己也说，卖米不是小说，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
我同飞花一样，也出生在贫穷的山村，虽然没有卖过米，但同样跟随父亲去镇上粮站卖过稻谷，卖过麦子和玉米。同样见识过父亲为了一毛钱跟粮站的人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又忍不住低下头求人家收购的情形。
那种感觉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就是人家看你老实，看你好欺负，晓得你不会把一百多斤的粮食再挑回去，故意压价让你求他，觉得高你一等，比你优越比你牛的盛气凌人嘴脸，还不忘从中捞点好处，至今想起来仍觉鼻子一酸。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在农村，非常现实。
细细算起来，我家卖过不少东西。为了生存下去，为了养活我们，父母做过太多辛苦的事情。采茶养蚕种粮食等这些基本农活，咱就不说，光挑几件一般人家不大做的事情来讲讲。
有一年，我家种西红柿，栽满半个田，有几千棵的样子。西红柿肯结果实，每株都挂满成年男人拳头大小的西红柿，要用竹棍子给支起来，否则根茎承受不住，都趴到在地上。结果，当年西红柿大跌价，根本卖不掉，一毛钱一斤都没人收。
西红柿成熟起来很快，我家每天都能采好几百斤。父亲只好每天清早跳着两筐西红柿下乡卖，来回走几十里山路。但多数时候也卖不掉，送人第一次有人要，送多了人家也不好意思收。最后，人也吃不完，猪也吃不完，只能整筐整筐倒掉。
我家养过十多年的老母猪，每年生两窝猪仔，一次十四五只，最后能活下十来只小猪仔就算不错。早些年，母猪发情时，要去赶公猪过来配种。公猪一般由专人饲养，方圆几十里就那么一户。
父亲清早去人家赶猪，又是十几里路。赶到猪圈里，让它们交流感情，好好配合。如果交流得好，一次也许就成。如果交流不好，闹点小矛盾小摩擦，两天也不一定，甚至过段时间还得再来一次。公猪配种期间，得好吃好喝伺候着，还得给养猪人辛苦费。
后来农技站传授人工配种，用一根大注射器，一截长橡胶管，直接把猪精子打进老母猪的子宫里。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工配种，大大提高了受孕成功率，减少人力成本。只不过，公猪的下场就惨了，要么阉割，要么直接杀掉。不过，在我看来，这两者也差不多。
猪肉值钱的时候，小猪仔七八块一斤，别人抢着要。猪肉不值钱的时候，十块钱一头，还得搭上一顿丰盛的早餐，给来捉猪的乡邻吃。在我们老家，早餐和晚餐一样，是当正餐吃的。
母亲熬过麦芽糖。那时候家里种小麦，也有大麦和玉米，红芋也家家都有。父亲先把小麦大麦洗净，浸泡一夜以后捞出，放在箩筐里，每天浇水，等三四天麦子发芽长出来，洗净剁碎，和事先已经蒸熟的玉米红芋一起搅拌均匀，有时候也放一点糯米，味道更加香甜。
加热发酵小半天时间，拿过年打豆腐用的豆腐架子沥出汁液，老家话叫糖稀，再放到大锅里熬。一开始火要大，尽量煮去糖稀中的水汽。煮的过程中，要拿专门的棍子不停地搅动，防止锅底结块烧糊。烧糊了味道就不好闻，吃起来一股焦糊味。这个过程很漫长，也最累人。我小时候帮着搅过，过不了多长时间就手臂酸麻。最后，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坐到灶下把火。
熬好后放到木桶里冷却。木桶里事先撒过一层熟糯米粉，防止糖稀黏住桶底。第二天一早，母亲将已经成型的麦芽糖敲碎，装到背箩里，到隔壁村子去换。
那时候的农村，穷得很。小孩根本没钱买零食，但是又想吃，怎么办。只得以物换物，用麦子玉米海带换糖吃。我记忆最深的是一种豆制品，方言叫蛋白肉。母亲换回来好多，印象特别深刻。
父亲还扯过手工挂面，细细长长的，晒在天井和稻场上。那时候我小，常常在几个面架子里穿过来跑过去，惹得父亲一顿鬼抽。扯好的挂面，有人上门来换。乡下做寿送礼，都要送面，偶尔自己家里也要吃面条，就到我家来换。
当时扯挂面，根本挣不到钱，人家都拿自家麦子来换。四斤麦子换一斤面条，我记得大概是这样的兑换方式。细算起来，四斤麦子，也只能扯一斤面条。我们挣点什么呢，也就是挣点麦麸来喂猪。每次磨面粉的时候，父母亲还得挑着成百斤的麦子，去十几里外的斑竹磨粉场去磨。
虽然家里扯面，但我们都舍不得吃。偶尔嘴馋，就把面筷子上黏住的面头子拿出来，少油炒着吃，味道很香。至今想起来，仍然要吞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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