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刷《天道》这部电视剧，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化，颇多感悟。便想，写下来，留作日后反思。
中国有种不好的传统，叫，老子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许批判！能站出来质疑，是大智者，更是大勇者。
下面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对丁元英的认识。
我觉得在剧中丁元英便是这样的人。丁元英在批判中国文化说：“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 ...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1] 元英对于“靠”字的批判，如果我们从靠这这一角度来看，便是我没有看清自己的责任，不能履行作为一个成年人该有的责任，本质，我觉得便是对于自己认识自我，独立人格能力的缺失。妄想，天上美梦降临在自己身上。
丁元英在剧中，他的处事行为方式是流淌着德国文化的血统，在中国这个环境生活，一些价值观让当时周边一些人感觉处处不适。丁元英，无论他对于中国文化感到多么自卑，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多么激烈，他都无法摆脱血缘肤色带给他的文化烙印。
丁元英想活个明白，想把灵魂找个地方安放，善于思辨的丁元英在找中国的儒家道家关乎灵魂，都不合适，最终，找到了同样善于思辨的佛教。
鲁迅曾回答什么是青年必读的书？少读中国书，最好不读[2]。如何来理解鲁迅的这句话呢？鲁迅先生自己肯定是国学根底深厚。为什么会建议少读中国书？
分析，主要一下三个原因：不能对国学有过高的期望，不能沉迷国学，不能忘记去学习其他文明的智慧。
下面，来结合丁元英和鲁迅这段话来谈谈中国文化，骨子里缺失什么？
(以下内容由个人思考，总结自何帆，哈佛大学桑德尔教授的正义课)
一 .政治哲学角度
Q:中国文化中如何能开创政治哲学领域？
几乎是不太可能，太难了。为什么么这么讲，儒家的文化，中国传统的文化更适合在一个熟人社会，乡村社会里实施，更适合在一个讲究等级的社会里实施，但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和谁打交道？陌生人啊，这便是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所说的“非人格化”的交易。西方的一些基于利益计算，看起来简单粗暴的做法，或许更容易操作。当然这两种做法各有千秋，每一种伦理主张某有其优劣，都有各自适用的范围。
我认为其实中西文化差别在于人情社会与利益社会，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也越来趋向于利益社会，而在原有的人情社会中开创政治哲学，显然不太适合此时此刻的情景。
二 . 科学研究角度
Q:国学为什么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方法论？
中国传统思想不太讲究逻辑，如果你和古代思想家辩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和他讲道理的。为什么？看看我们在以往的教育中背诵的诗词，文言文。你会发现好多东西写的都是利用给直觉，用类比，打比方，比兴等等修辞手法。“北冥有鱼，其名为鲲”。你如果去深究，问问什么是鲲？他讲不出来的，认同就是认同，不认同也没办法和他辩论。再比如杜甫的诗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白话翻译：树皮洁白润滑树干有四十围,青黑色朝天耸立足有二千尺。沈括曾嘲笑他，要是这样，柏树会长的和竹子一样细。如此夸张的手法，适合夸张抒情。但对于科学研究这么严谨的学科显然是不适合的。
还有，中国哲学认识论中的一个观点“万物有好生之德”。这不是科学论证，只是直觉猜测，你没有办法说出你的前提条件，也没有办法提出你的假设命题。
严复在做中西方文化交流是对逻辑学非常重视，他说中国原来的文化中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再者就是，中国文人常常无法把客观事物约化为量，就很难在这个基础上在做科学研究，所以更多靠直觉，而不是靠逻辑。
我觉得，中文更适合抒情表达，比如那些文言文，诗词。而英文德文适合逻辑表达
三.道德哲学角度
中国古代的道德哲学与西方的道德哲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西方的道德哲学一般是要去追问最基本的那些东西，就是那些元概念。而中国人在道德哲学中便不会问这种问题。偶尔也会有，比如《孟子》里讲到，如果嫂子掉到河里头，男女授受不亲[3]，你到救还是不救？但是孟子最后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把这一问题回避了。
中国讲究如何根据情景决定，不追究元概念，所以我们的这个伦理和西方伦理哲学实际内容是不一样的。
推荐网易公开课：[哈佛大学桑德尔教授的正义课][4]；其中有对以结果主义的道德推理和以绝对主义的道德推理的辩论。
在《天道》第一集中，肖亚文对芮小丹说，“丁元英，说鬼话，办鬼事，倒行逆施。”[1]，其实看完本剧，你便会感觉元英的对于价值的判断和取舍简直上升到哲学层面，我只能结合一些资料，浅显的谈谈自己的体会。
其实说了这么多，我想证明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骨子里缺少的是逻辑学，缺少那种不断去追根问底地能力，，寻找到本质概念，缺少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
放在现在这个社会，以商业为主导的社会，那些思维严密，实用性很强的东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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